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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女青年——我在电影院“拍”字幕​

2017-05-05

周立烨透过身侧的玻璃看着电影银幕,为电影加中文字幕。中国网记者 焦源源 摄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厅二楼的独立小屋中,周立烨透过身侧的玻璃紧张地看着电影银幕,两只手在一台带有专业字幕机软件的笔记本电脑键盘和鼠标上不停点按……

2017年4月8日-23日,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影迷们观看了860余部中外佳片。据中国电影资料馆资料显示,这其中约80%的片子需要翻译并配备字幕员现场“拍”字幕,共计有字幕员50余人。

字幕员,一个看起来已不时尚的工作,在电影放映期间却依然不可或缺。

观众不知道字幕员是做什么的

“很多片子都是国外版本,只在电影节期间放映。这些电影不带中文字幕,片方也不允许在影片上直接加中文字幕。为便于国内观众观影,我们只能自己翻译,再配备字幕员在电影放映现场‘拍’字幕。”中国电影资料馆职员、专门负责电影节排片的崔蕾娜告诉中国网记者。

“屏幕底下加个LED屏,电影中人物说一句话,就将对应的中文字幕通过字幕机公司的专业软件敲打到LED屏上。”崔蕾娜说。

来自北京的刘先生在今年展映期间观看了影片《穆赫兰道》,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影片和中文字幕分别显示在两个屏幕上。

“电影放映时我旁边坐着一个小姑娘,全程拿着电脑,一边看银幕,一边手上不停地‘拍’。后来才知道她是字幕员,原来有些电影字幕是现场‘拍’上去的。”刘先生说。

有时候一整天水米不进

“2013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馆里同事让我跟着她一起去熟悉一下‘拍’字幕。因为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影片,就觉得这个工作蛮有意思的,自己就尝试做起来。”周立烨对中国网记者说。

从此,这位供职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80后女青年除了日常工作外,还担负起字幕员的工作。

“我们的字幕员除了资料馆的员工、资料馆研究生以外,还有一些年轻的在校大学生。”中国电影资料馆职员任佳对中国网记者说。

北京城市学院法语专业大四学生俞文典从大三开始做字幕员志愿者。“我是经学校老师介绍过来的,‘拍’字幕的工作让我学到很多东西。”俞文典告诉中国网记者。

深夜,办公室只剩周立烨一人在熟悉第二天要上映的电影字幕。中国网记者 焦源源 摄

电影字幕员通常按影院分配,每个影院根据排片量配备1-2名字幕员,每场电影只有1名字幕员现场工作。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周立烨需“拍”50余场的电影字幕,最多的时候一天连“拍”5部,从上午10点至凌晨12点。

“我们馆里的条件是好的,有字幕员专门的字幕间。其他影院大多是临时的,字幕员一般坐在影院第一排的角落。如果影院满座,字幕员只能搬桌椅坐在一旁,甚至有时候直接坐在前排地上。”周立烨说。

字幕员的工作特殊性,要求他们影片放映期间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影片时间长短不一,对字幕员是不小的挑战。去年有一个字幕员在影片放映期间突然肚子疼,但还是坚持做完了“拍”字幕的工作。

“我‘拍’过最长的影片时长达250多分钟。为了工作期间不出意外,我在影片放映前不喝水,也不吃东西,有时候一天都水米不进。”周立烨说。

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电影不分语言、不分国界,字幕员很难做到门门语言精通。

“我做字幕员工作5年了,目前为止,参与‘拍’字幕工作的影片近20种语言,英、法、德是比较普遍的语言,但是遇到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等语言,就完全听不懂了。”周立烨说。

周立烨下班后在电脑上练习电影《扎布里斯基角》的中文字幕。中国网记者 焦源源 摄

为了给观众呈现最准确的中文字幕,字幕员们在电影放映前要做大量准备工作,不仅要反复观看电影,还要总结一些方便自己记忆电影画面的技巧。

“记得一次‘拍’土耳其语的一部电影,其中一名主演有大段的对白。由于语言不通,我就只能记动作。比如他转身拿水杯的时候说到哪句话,给自己一个提示。”周立烨说。

“今年‘拍’了两场俄语片的字幕,男女主角同时说话,而且语速很快。正式场前我一遍遍练习,几近崩溃。”俞文典说。

然而,今年电影节期间,有些网友仍对字幕员们产生了“影片人物对话和字幕不同步”、“看的中文字幕好奇怪”等质疑。

对此,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展映部副部长林思玮表示:“目前,我们在尽力的想办法使用新技术,多做测试,争取尽早给观众带来安全准确的观影体验。”

每当遇到排片量大、工作量大的时期,字幕员们白天“拍”完自己的影片,晚上回家还要继续熬夜看下一场影片,循环往复。

“我们做的是帮助大家理解影片的工作,这也让我有一种自豪感。忙的时候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再累也必须撑住。”周立烨说。

(文字/吴佳潼 策划/吴佳潼黄富友 摄像/黄富友 吴佳潼 焦源源 摄影/焦源源 剪辑/黄富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