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日零时起，在杭州省、市级公立医院实行药品（中药饮品除外）零差率销售，启动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切入点的综合改革，在下调药价的同时，上调了诊查费、手术费、治疗费、护理费四项与医疗服务相关的收费标准。（东方IC）
“之前老奔着三甲医院，这次通过我爸爸的病，我觉得二级医院的医术不比三甲医院差。”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玉泉医院）病患家属马骏对中国网记者说，“现在有病了我就来这儿，需要开药我就去社区医院，很方便。”
马骏的父亲今年已经93岁，2015年1月4日突然消化道大出血，被120送进一家三甲医院做紧急治疗，但该院病床紧张，她加钱租了个床位，位于急诊室的走廊里。因为“穿堂风”，她的父亲突发高烧转而肺炎，“劝你把你爸转到二级医院去，那里照顾能比我们这儿强，这儿真住不上。”当时的主治医生对马骏说。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一位肾结石病患的家属魏伦全对记者说：“最初，我带我妈妈去三甲医院看病，但排队等待时间太长，就来了这儿，特别快就好了。从我挂号到安排手术，总共也就1个多小时。术后输液期间，护士和大夫随时过来询问情况。”
“分级诊疗，就是普通的病在社区诊所、基层医院就诊，而大型的三甲医院‘主攻’疑难重症。这样，患者的就医条件能够改善，得到的医疗服务也能够更好。”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原副院长丁洁说。
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7年将分级诊疗试点和家庭签约服务扩大到85%以上地市。
2015年11月26日，福建三明。医院于2015年6月1日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取消药品加成。（东方IC）
“看病难”难在三甲医院
根据《医院分级管理办法（试行草案）》、《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2011年版）》、《二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2012年版）》等相关文件，我国将医院按功能、任务不同划分为一、二、三级。根据2011年《医院评审暂行办法》等文件，医院评审周期为4年，根据评审结果确定为甲等、乙等、不合格。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三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标准（综合医院）》（征求意见稿）中的描述，“三级综合医院的主要功能是向几个地区提供高水平的临床专科医疗服务，解决急危重症及疑难复杂疾病诊疗，接受二级医院转诊，对下级医院进行业务技术指导和培训人才；完成培养各种高级医疗专业人才的教学和承担省以上临床科研项目的任务等。”
“看病难主要在三级医院。病人都是希望到更高、更大的医院去看病，很多普通的疾病都挤到三级医院去了。”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玉泉医院）院长张玉琪对记者说。
国家卫计委于2017年2月24日发布的《2016年11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中统计，截至2016年11月底，全国医院共计2.9万所，其中三级医院2202所，二级医院7851所，一级医院9071所。
而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6年1-11月全国医疗服务情况》则显示，2016年1到11月，全国医院总诊疗人数29亿人次，其中三级医院总诊疗人数14.2亿人次，二级医院总诊疗人数11亿人次，一级医院总诊疗人数1.9亿人次，未定级医院总诊疗人数1.9亿人次。
上述资料显示，三级医院承担了近一半的诊疗工作。“大医院一号难求，小医院门可罗雀”的问题仍然存在。
“如果所有患者都蜂拥到大医院，我们再建多少个三甲医院，才能解决13亿人的健康问题？”丁洁曾发出这样的疑问。
一位从湖南到北京三甲医院复查的张女士对记者说：“2015年，我在地方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我是疑似癌症，要给我做手术，但我拒绝了，这手术必须到大医院做啊！”
即使大医院看病难、挂号难、花费大、异地转诊难，张女士称也愿意到大医院看病。“虽然在地方医院这些检查1天就够了，但地方医院的医生水平、医疗设备远不及三甲医院，又没有病历存档，还是到三甲医院心理踏实。”张女士说。
2000年12月28日，广西南宁市解放路一家药店，从乡下赶到城里求医的爷孙俩在请药店聘请来的退休老中医看病。(视觉中国)
分级诊疗并非一帆风顺
基层医院医疗设备、医疗能力上的“短板”以及百姓对基层医院医生的不认可，“有病首选大医院”等固有思维等问题成为分级诊疗推行路上的障碍。
“让病人去社区医院看病，他觉得心里不踏实，小医院会不会看错了？漏诊了？误诊了等等，有很多顾虑。”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陈鑫说。
“对于绝大多数不需要看专家号的，像感冒咳嗽你去看专家号，你是把优质资源借用了。”陈鑫说。
“得了病以后要把病人分流，不要一下子都集中到大医院。家庭医生、社区医院能解决的就解决，如果能力不及再转到大医院。各级医院承载不同的功能，承担不同的责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告诉记者。
基层医院医疗水平的提高，基层医生薪酬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分级诊疗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我们需要培养全科医生，把全科医生培养制度落实到位，使得社区医生看常见病的水平与三级医院在同一起跑线上，老百姓就踏实了。”陈鑫说。
刘玉村认为全科医生比在大医院里做专科医生还要难，“他面对的人群复杂，来的病又是突如其来，这对他的要求就更高。”
“好医生都不愿意待在社区，收入偏低。”陈鑫说，“如果将社区医生的收入与大医院医生收入放在一个水平上，基层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也会有所保证，老百姓也可以放心了。”
“医疗资源的分配，局部还要更加合理化，医疗资源不要浪费。分级诊疗在具体落实上面，有很多细节的东西需要去关注。” 陈鑫说，“医疗资源的配置，人才的培养，是综合的过程。”
各地分级诊疗实践加速
近年来，各地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分级诊疗实践。
北京主要以“医联体”模式推动分级诊疗落地。2017年1月,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医联体”项目相关数据。
截至2016年12月底，北京市已建立53个区域“医联体”，由50家核心医院（三级医院）和558家合作医疗机构（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组成，这其中有270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约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数的81%，基本实现了服务人群的覆盖。
上海市是全国率先开展家庭医生制度改革的地区，推行“1+1+1”就医模式和分级诊疗制度，居民在自愿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的基础上，再选择一家区级医疗机构、一家市级医疗机构进行签约。
辽宁省卫计委于2016年1月发布了《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鼓励居民自愿与医生签订服务协议。
背景资料：八年磨一剑 分级诊疗发展之路
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逐步建立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制度，为群众提供便捷、低成本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分级诊疗制度被列入新医疗改革的行列。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分级诊疗制度成为国家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
2014年3月5日，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加强全科医生培养，推进医师多点执业，让群众能够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分级诊疗制度进入两会。
2015年9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分级诊疗做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2016年5月25日，国务院医改办等7部门联合制定《关于印发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促进分级诊疗向前推进。
2016年12月27日，《“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中提出，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新秩序。到2017年，分级诊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85%以上的城市开展试点。到2020年，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与落实。
(文字/吴佳潼 魏婧 赵晓雯 策划/魏婧 王怀荣 摄像/陈维松 王怀荣 焦源源 赵超 摄影/焦源源 剪辑/王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