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正式实施，改变了多年“家暴”问题无法可依的局面。
从1990年开始，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就开始关注“家暴”问题，至今已经27年。
“1990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时，人们还不接受‘家庭暴力’这个词，只叫‘挨打'、‘殴妻'。”孙晓梅对中国网记者说。
多年来，因家暴导致家庭悲剧的案件时有发生。2011年，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家暴门”事件被媒体曝光，“家暴”问题再度引起广泛的关注。
“此前对惩治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多部法律中，司法机关没有在这些零散的法律中进行明确规定。”孙晓梅说。
红枫中心与万博苑社区共同举办的迎“三·八”促和谐活动现场。（红枫中心供图）
任两届人大代表提10份“反家暴”建议
一次调研活动，让孙晓梅下定决心致力于“反家暴”事业。
1993年，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现为“红枫热线”）对北京市30个城市户口和30个农业户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进行个案访谈。
孙晓梅承担了对30个农业户口受暴者的调查，让她感到意外的是，面对伤害多数人选择沉默，不认为被丈夫打、受到暴力侵犯是问题。受暴者们甚至用奇怪的眼光看待孙晓梅的调研。
“那次让我深受触动，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将 ‘反家庭暴力’作为重点研究课题。”她说。
孙晓梅用半年时间将30个“家暴”材料整理成30万字的手稿。
2001年，时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的孙晓梅，带着在北京、浙江温州、河北迁西、内蒙古兴安盟发放的4000份问卷调研数据，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的提案，这也是全国第一份针对家庭暴力方面的提案。
2008年，孙晓梅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9年和2011年，她分别向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和三次会议提交议案、建议。
孙晓梅曾收到“家庭暴力的内容可以在各种法律中体现”的回复，对此，她并不满意。
此后，孙晓梅又连续多次提交建议，希望加快《反家暴法》的立法工作。即便在罹患癌症6年期间，连坐起来都感到困难时，她依然没有放弃。
至今，任人大代表期间孙晓梅前后提交了10份关于《反家暴法》的建议。
被家暴对象（左）和志愿者就课上的一些内容进行探讨。中国网记者 吴闻达 摄
更多受暴者开始敢于为自己说话
孙晓梅认为《反家暴法》这部“年轻”法律的施行大大提升了司法干预家庭暴力的力度。
“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遭遇或面临家暴，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孙晓梅告诉记者。《反家暴法》实施一年以来，已发出498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热线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1月到6月份，家暴问题热线接通个案达到158个，相当于去年同期的3倍，比2015年的全年数据增长了54.90%。
“在《反家暴法》实施以后，受害人对家暴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愿意说出来，用法律方式保护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红枫中心副主任侯志明对中国网记者说。
2016年4月，64岁的李莉（化名）选择离婚，结束了近30年的“家暴”生活。 “孩子一岁起前夫就时常对我家暴，每天在恐惧中过日子真的很煎熬。”李莉说。
依恋关系课上，志愿者分组认真探讨，这些志愿者有记者、教师、工程师、医生等。中国网记者 吴闻达 摄
建议各部门出台细则
今年两会，孙晓梅继续带来了《反家暴法》方面的建议。“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届人大代表任期画上一个完美句点。”她说。
孙晓梅建议，《反家暴法》中的核心部门如公安、法院、民政等责任部门应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或是指导意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地方立法，对没有出台地方性法规的省市，可以出台《反家暴法》的实施办法。
“《反家暴法》的出台速度很快，草案的第二稿就通过了，所以未来还需在细节上不断完善。”孙晓梅说。
孙晓梅了解到，有受暴者告到法院，但是法院需要证据，无奈受暴者只能去找派出所，“有时候派出所只是协调一下就让受暴者回去了”。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作出进一步解释，对反家暴法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对涉及家暴案件的审理出台一个较为全面的指导办法或意见，重点解决家庭暴力的定义，完善证据制度，细化申请监护权撤销的具体程序等。”她说。
（文字/尚阳 策划/尚阳 吴闻达摄像/黄富友 吴闻达剪辑/吴闻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