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高兴，没什么好抱怨的”
金秀琴的房间里有一个柜子，专门用来放她的药。扁平的白色药盒摞了好几堆。
她长年患有糖尿病，每天需要吃三次药，每次吃三种。她在老家参加的“新农合”医保无法报销在北京看病的费用，每次去开药都要一下子买上好几个月的，用大号的尼龙袋装回北京。
这几年，外孙已经从一个婴儿长到她下巴那么高，她的身体却越来越衰老。在老家“天可蓝可蓝”，可是在北京她开始患上鼻炎。视力也越来越模糊，有天她上街买菜时，在一个小摊上花15块钱买了一副老花镜。“孩子们都不知道。”
金秀琴不敢生病，企图用各种方法逆转衰老。她听说曾经有位老人从西安到上海帮忙照料两个儿子的孩子，却在两个家庭的奔波途中突发脑溢血去世。前几年，她带外孙去上游泳课时，自己在一旁也跟着学会了。之后几乎每周她都要去三四次游泳馆，穿着女儿给她买的豹纹泳衣，一头扎进泳池。
陈显兰的儿女们告诉她，“您身体健康就是帮大忙了”。她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有数据显示，在老年群体患抑郁症的人群中，尤以流动老人居多。
2016年3月16日，在陈显兰夫妇去过的人民大会堂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政府下决心要推进全国医保联网，争取用两年时间，使老年人跨省异地住院费用能够直接结算，“使合情合理的异地结算问题不再成为群众的痛点”。
截至今年7月21日，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
9月3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称，北京市所有有床位的676家定点医疗机构目前已全部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平台。
然而对这些老人而言，他们很少有权威渠道获取这些信息，只能互相打听：“总理说的那事现在怎么样了？”
面对死亡，这些漂泊在外的老人有无数设想。有的老人在北京突发疾病，让儿女赶紧把自己送回老家，因为“不想死在北京”。有的老人已经为自己选好了墓地，希望葬在老家一处高高的山坡上，因为“喜欢热闹”。
但总有一个理由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留在北京。陈显兰的卧室跟女儿的卧室形成了一个夹角，她从屋里能看到女儿房间。有时老人在凌晨醒来，看到另一扇窗户里还亮着灯。“闺女从小就好看书，”她骄傲又心疼，“冬天天不亮就走了，黑了也回不来”。
程丽云的儿子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她偶尔过去，“就看见一排排小脑袋”。有的老人无意中看见自己拿到博士学位的孩子为了省钱买学区房，在喷泉旁边洗车，一下子泪流满面。
“身为父母，为了孩子我们做什么都是应该的。”陈显兰说。她种了一辈子地，没有退休金，女儿把平日给她的生活费都放到一个小抽屉里，看着快没了就放一些进去。家里困难，女儿结婚时他们没出一分钱的嫁妆，小两口买100多万的房子贷了90多万的款，他们也“一点忙也没帮上”，心里一直觉得愧疚。
“现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高兴，没什么好抱怨的。”她说。
儿女不想让老人离开，有的老人提出要回老家，儿女把老人的证件和钥匙全部藏了起来。
也有老人已经不适应老家的生活了。一位在北京居住了20年的老人说：“老家的房子太大，太空旷了。”在大城市住久了，他们会觉得家乡的街道突然变得脏乱拥挤，甚至陌生，连人情往来都成了负担。某种意义上，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是异乡人。
华东理工大学的李静雅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指出，在迁居地照顾晚辈的忙碌生活让这些老人有了一种充实感，对子女家庭的依赖程度较高。阶段性居住的老人在遭遇心理和精神困扰之后，由于无法自我调适和宽慰，会选择回到老家，但由于想念子女、子女需要等因素，又会重新踏上迁移之路。
黄昏如期而至，陈显兰和老伴在电动车上，两个衰老的躯体把一个熟睡的新生命夹在中间，缓慢地朝夕阳驶去。
他们心里清楚，自己陪伴外孙女的时间不会太久了。两个儿子的下一代也需要照看，他们即将“漂”到另一座城市。
几天前的早上5点37分，金秀琴的女儿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经过了一夜的疼痛，这位产妇在疲惫中沉沉睡去。
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母亲正蜷缩在病房门口的长椅上，整夜没有合眼。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玄增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金秀琴、陈显兰、田慧芬、程丽云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