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慧芬下火车后坐进了一辆奔驰，女儿和女婿都从事金融工作，家也在天安门15公里之外，只不过方向是正北，紧挨着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到了晚上到处都是戴着耳机跑步的人。
来北京之前，陈显兰夫妻俩先去山东看望了一下大儿子。他们一共三个孩子，没有一个留在老家。因为工作原因，原本在洛阳长期居住的大儿子近两年在山东淄博。小儿子单位在西安，这几年被外派到非洲。这些年，老两口随着子女“漂”在不同的城市。
把陈显兰送到女儿家中后，陈显兰的老伴就自己回老家了。“家里有地，还有90多岁的老人要照顾，实在走不开。”田慧芬和金秀琴的老伴也都在老家，夫妻俩长期分居。“没什么事平时基本不联系，”金秀琴说，“电话费贵啊。”
有研究显示，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
白天的大部分时光，陈显兰都要跟一个婴儿一起度过。刚开始，她不习惯给孩子用尿不湿，“那么包着孩子能舒服吗？”在她的3个子女还是婴儿的时代，这个母亲都是用尿布，然后在下面垫一小块毯子，再下面铺一层油纸。
她也不习惯婴儿的饮食。绿的青菜、红的胡萝卜，甚至猪肉都被打成泥状，五颜六色地装在一个个透明的小玻璃罐里。在她印象中，自己的孩子都是用白白的馒头喂大的。
但是几个月后，陈显兰慢慢学会使用带遮阳蓬的婴儿车，每天在固定时间给孩子喂食各种营养粉调成的“辅食”，也知道在递给孩子食物前要用湿巾擦手。金秀琴被告知孩子在家的时候不能看电视。田慧芬学会了喝水时嘴唇不接触杯沿，因为女儿告诉她不能跟孩子用同一个水杯喝水。
这些母亲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的“母亲”。
她们被迫与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接轨。在儿女们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上，字体被调到最大。程丽云害怕听到儿子在那头说“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陈显兰经常会把手机拿反，在慌乱中通常要把屏幕滑动三次以上才会接听成功。
她们被反复告知，那个巴掌大的手机和里面一个名叫“微信”的“绿色方框”是这个时代能够被找到的唯一方式。那是人际关系最后的安全感。
对于老人来说，这种安全感并不总能得到满足。陈显兰的女儿偶尔看一眼母亲的手机，发现她最频繁的聊天对象除了自己，就是老家的亲戚朋友们。而有好几次，母亲曾尝试发起微信视频聊天，但“对方无应答”。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讲师苗瑞凤调研发现，没来子女家生活之前，69%的老人对于在子女家生活持比较乐观的预期，认为能够和“有了出息”的子女愉快共处，约23%的老人愿意在城市子女家养老。但是在子女家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上述两项比例明显降低。但是尽管如此，绝大多数老年人仍然表示，就算不适应当前的生活，但是只要子女需要自己的帮助，自己还是能够在子女家生活的。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责任意识”的体现，也可以谓之“家庭中的利他主义”。
“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
比起陈显兰，外孙已经上幼儿园的金秀琴白天要更难打发。这几年，她发现周边有几处可以做免费理疗的地方，几乎每天都去。做理疗的仪器要上万元，她已经“免费试用”了一年多，从没想过要买。
她们似乎很快适应了北京的生活。来到北京第二天，金秀琴就找到了离家最近的菜市场，她知道哪家的豆角、茄子、辣椒、白菜最便宜、最新鲜，也知道小区里仅有的几张长椅和健身器材的位置。
在小区，“老乡找老乡”的老人们形成了“东北帮”“老四川”等。有学者指出，同乡认同和同乡团体得到精心培植的程度、同乡情感和机构的牢固和力量，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