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多时候，她们依然保持着一种隔离感。陈显兰去菜市场买菜时，发现几乎没有人用现金交易，每个摊位旁边都竖着一个黑色的、“曲里拐弯的”条码，“人家说扫一下就行”。她不会用，手里紧紧攥着几块零钱。
田慧芬家的楼下就有一家超市，但她依然每天都要骑车去两公里以外的菜市场，“那边便宜不少呢”。女儿在她的手机里下载了共享单车的软件，她也从来不用。“我有自行车，用那个干嘛。”金秀琴有次在商场给女儿买了一件“白底带花”的衣服，“不到一百块钱”，可是从来没见女儿穿过。
大多数时候，她们的活动范围只是周围两公里之内。陈显兰从来没有自己坐地铁出过门，也“不想学”。最远的一次是带孩子去了一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有时跟老伴一起，带着外孙女去商场玩，也从来没买过任何东西。
他们不在乎一双鞋、一个包的价格，只关心哪里有喷泉、有长椅。女儿下班会经过那个商场，陈显兰有时在二楼摇着手臂呼喊，女儿听见了，却没有抬头，匆匆走上电梯。
田慧芬一个人的时候最远去过旁边的森林公园，那里每天晚上都有老人挽着手跳交谊舞，她喜欢看，自己却从来不跳。有的老人酷爱下象棋，到北京10多年每天晚上都背着手看别人下，自己从来没下过，居委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也从未得到通知。还有的老人喜欢坐公交，绕着北京城一圈一圈地转。
程丽云不喜欢坐公交。她不喜欢上车时自己的卡只会发出“嘀”的一声，而没有跟着一句“老年卡”。有时车上会低低地传来一声“外来的”，她心里落寞，却又愤愤不平：“要是我儿子没能耐，人家会请他过来？”
金秀琴楼下的清洁工会拖着长长的儿化音跟她说，“外地人怎么着也不如北京人”。陈显兰只会说河南话，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对方直接说自己“听不懂”。
“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
为了让他们更加“接收与被接受”，陈显兰的女儿特意把单位分配的人民大会堂讲座名额给了父母。老两口听完之后直说后悔，“里边都是年轻人，穿西装打领带，拿着手机和本子不停地记，哪有像俺们这么大年纪的，跟傻子似的。”陈显兰盘腿坐在床上，不好意思地说。“不过大会堂真气派，有好几层，还铺着红地毯哩！”
有几秒钟，祖孙两人就站在夏日北京的公交站牌下，彼此僵持着
对老人们来说，一天中的午饭是最草率的。
陈显兰的外孙女爱吃面条，她几乎每天中午都做，自己也跟着吃一点。金秀琴有时就吃一块硬邦邦的发糕。田慧芳吃的可能是前几天剩的饺子。
晚饭显得格外隆重。每天下午3点半，田慧芳就开始做饭。幼儿园的班车下午5点会停在小区门口，她必须在那之前把饭做好，第一时间出现在外孙面前。这已经是她的第二个外孙，“老大”已经上小学，刚参加完夏令营。为了迎接他回家，田慧芬那天特地蒸了几只螃蟹。
狭小的厨房里，有3个容器同时冒着热气——电饭煲、电炖盅和蒸锅。她把一个计时器固定在冰箱上，设定时间是20分钟，用来提醒自己螃蟹已经蒸好了。“现在脑子不好使了。”她眯着眼，戴上围裙，把茄子蒂切成蜂窝状。午后的小区里静悄悄的，这是为数不多的开着抽油烟机的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