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
中国共产党收拾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物价飞涨。新中国成立前夜，在1949年的1月、4月和7月，就有过三次物价的大波动。新中国成立后仅半个月，从10月15日开始，华北由粮食带头，上海由纱布带头，又掀起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的风潮。接连不断的物价上涨风潮，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带来了整个社会和人心的不稳定，若不能成功遏制物价飞涨局面，不仅恢复国民经济无从谈起，就是新生政权能否站住脚也会成为疑问。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是上海。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银元涨价还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平息了这场银元涨价风，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趁物资极其匮乏之机，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7月底到10月中旬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1.5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了1.8倍。有些人发出狂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果断的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11月25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的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12月10日，“粮棉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这是正确运用商品规律驾驭复杂多变的市场取得的成功。
经过“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但是，打击投机资本虽然使市场物价趋于回落，但这只是暂时的。随着军政费用逐月增加，财政赤字不断加大，物价的波动仍不可避免。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然而，由于战争还在进行，原解放区财政工作的分散状态尚未改变，地方政府征收的公粮和各种税收等，主要用于地方的支出，没有上缴的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担负着还在进行着的战争费用（新中国成立时，尚未实现全国解放，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还在继续进行）、行政开支等巨额支出，却没有稳定和足够的收入。如果财政收入不集中统一于中央，继续各地为政，中央靠发钞票来维持，那么稳定物价就会落空，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没有稳定的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统一财经，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重拳出击，到1950年4月，全国的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民众深恶痛绝、国民党政府一筹莫展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状况，终于得到根本改变。如将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设为100，当年12月便下降为85，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饱受通货膨胀、经济紧缩和社会动荡之苦的中国人民，已经有10多年没有过上这样安定的生活了，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也大大地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信赖和支持。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总额，1950年9月比1949年12月增加了12倍以上。经济稳定大大有利于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反过来又有利于经济稳定。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次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实现了。这一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一系列问题，必须先有一个通盘的规划和部署，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
早在国共战争还在进行的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可见，中国共产党对能否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一个多月后，针对各方有关如何恢复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将“四面八方”政策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国民经济基本恢复。
“四面八方”政策中的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个方面，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四对矛盾，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前途。公私关系处理不好有可能丧失经济基础，劳资矛盾处理不好有可能使阶级矛盾愈发尖锐，城乡关系处理不好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内外关系处理不好将会使中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经济贸易发展迟缓。而在统筹考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上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符合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构成特点，很好地解决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他关系，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合力。
然而，在实践中要做到“四面八方”面面俱到，是一件面临重重阻力的事情，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一个重大考验。由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及建国后社会经济面临的改组，使得各阶层民众在生产生活上都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等方面的问题，使他们在生产和经营上步履维艰，加之对新生政权的疑虑，他们的心情和处境是“挂红旗五心（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这时，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一些手工业者对中国共产党也有意见，他们说：“解放了，生活为什么这样苦？”大部分农民，由于没有实行土改，又要征收公粮，也有意见。而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滋生了一些不良情绪，如在对待公私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国营经济要无限制地发展，“越发展，就越要排挤私营”。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这些有悖“四面八方”政策的现象，极大地妨碍了国家财政经济的改善工作。有鉴于此，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他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太紧张，十分不利。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地方，不要“四面出击”，一定要坚持“四面八方”。他还提出了合理调整工商业、解决失业问题、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等具体举措。
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明确了打击的对象和团结、依靠的力量，为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组织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比如，国营经济和私人经济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实现了一视同仁，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后，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渡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11%，生产总值增加39%。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他们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中获得的利润，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了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再如，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包括官僚资本企业职工在内的600余万公职人员，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包下来”政策。这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中国共产党提出宁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对旧人员也不能不管。这项富有远见的措施，虽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但在政治上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凝聚。
“要四面八方，不要四面出击”政策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即使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也牢牢地抓住这个中心工作不动摇。经济建设经费在全部国家财政预算中，1950年占25.5%，1951年占29.5%，1952年占45.5%。经济建设的财政投入，每年都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中国共产党在打这样一场大仗，又在国内开始建设工作，而财政赤字比原来并没有增加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经济建设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占如此高的比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从未有过的事。
早在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就在其创办的宣传新思潮的时事政治性周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解决吃饭问题就要靠农业，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一切都无从谈起，而恢复农业就离不开农民的支持，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从1950年秋收后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分批分期地陆续展开，至1952年冬、1953年春，有3亿多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如期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欢天喜地地讲：“过去头顶地主的天，脚踏地主的地，现在都成为我们的了。”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中到处呈现一派兴旺的气象。因战乱而荒芜的大片耕地重新得到开垦，以华东地区为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1952年，总播种面积比抗日战争前增加了将近一倍。与之相应，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上升，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推动了城乡物资交流，扩大了商品流通，促进了市场繁荣，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农村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也开展了多方面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旧中国的工矿企业，普遍地存在着封建把头制。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不打乱原有的生产机构，便于接收，中国共产党对工矿企业中的封建势力采取了“原封不动”的政策，这在当时是有必要的。随着国营经济的逐步建立，为了充分发挥广大工人在企业中当家做主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企业中进行了系统的、有组织的、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1950年3月31日，政务院讨论通过了废除各地搬运行业中封建把头制度的决定。以此为先导，在煤矿、纺织业等工矿企业中也相继废除了这类制度。与此同时，又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管理民主化，建立工厂委员会，吸收工人参加管理，还把一批有经验的工人提拔到行政和生产负责岗位上来。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为了解决企业的科学管理问题，又进行了生产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健全企业的管理机构，实行科学分工，建立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的责任制度；改革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开展生产竞赛运动等。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大大提高和加强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主人翁责任感。
兴修水利和改善交通是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中国是一个水患灾害较多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饱受两个祸患之苦：一个是战乱，另一个是水患。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战乱，但是水患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为此，1950年中国共产党重点治理了连年泛滥成灾的淮河。随后，从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新中国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与国民党政府水利经费最高年份相比，1950年相当于他们的18倍，1951年相当于他们的42倍，1952年相当于他们的52倍。在三年内，全国有2000万人参加了水利建设，完成的土方约17亿立方米，荆江分洪和官厅水库等一大批水利工程都是在这时开工建设的。相当于10条巴拿马运河或23条苏伊士运河的水利工程修建了起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在兴修水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重点加强了以铁路为重点的交通建设。经过惊人速度的抢修和建设，至1952年，全国共修复了受战争损毁严重的津浦、京汉、同蒲、陇海等铁路近1万公里，新建了成渝、天兰、宝成等铁路1473公里。三年间，修复的公路有3万多公里，新建公路2000多公里。内河货运量，1952年比1950年增加一倍多。这样，就初步解决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解决的“行路难”问题，为工农业发展和城乡交流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