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四面出击”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实现了。这一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一系列问题，必须先有一个通盘的规划和部署，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
早在国共战争还在进行的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可见，中国共产党对能否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一个多月后，针对各方有关如何恢复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将“四面八方”政策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国民经济基本恢复。
“四面八方”政策中的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个方面，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四对矛盾，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前途。公私关系处理不好有可能丧失经济基础，劳资矛盾处理不好有可能使阶级矛盾愈发尖锐，城乡关系处理不好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内外关系处理不好将会使中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经济贸易发展迟缓。而在统筹考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上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符合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构成特点，很好地解决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他关系，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合力。
然而，在实践中要做到“四面八方”面面俱到，是一件面临重重阻力的事情，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一个重大考验。由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及建国后社会经济面临的改组，使得各阶层民众在生产生活上都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等方面的问题，使他们在生产和经营上步履维艰，加之对新生政权的疑虑，他们的心情和处境是“挂红旗五心（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这时，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一些手工业者对中国共产党也有意见，他们说：“解放了，生活为什么这样苦？”大部分农民，由于没有实行土改，又要征收公粮，也有意见。而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滋生了一些不良情绪，如在对待公私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国营经济要无限制的发展”，“越发展，就越要排挤私营”。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这些有悖“四面八方”政策的现象，极大地妨碍了国家财政经济的改善工作。有鉴于此，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他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太紧张，十分不利。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地方，不要“四面出击”，一定要坚持“四面八方”。他还提出了合理调整工商业、解决失业问题、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等具体举措。
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明确了打击的对象和团结、依靠的力量，为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组织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比如，国营经济和私人经济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实现了一视同仁，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后，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渡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11%，生产总值增加39%。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他们从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中获得的利润，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了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再如，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包括官僚资本企业职工在内的600余万公职人员，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包下来”政策。这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中国共产党提出宁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对旧人员也不能不管。这项富有远见的措施，虽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但在政治上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凝聚。
“要四面八方，不要四处出击”政策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即使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也牢牢地抓住这个中心工作不动摇。经济建设经费在全部国家财政预算中，1950年占25.5%，1951年占29.5%，1952年占45.5%。经济建设的财政投入，每年都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中国共产党在打这样一场大仗，又在国内开始建设工作，而财政赤字比原来并没有增加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经济建设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占如此高的比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从未有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