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新中国，猜测它能否站住脚，会不会坚持不住而失败。这种想法，不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一个独立、统一、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共和国虽然已经建立，但是它面对的考验依然十分严峻，考验的重点已不再是军事问题，而是与之相比解决起来更为复杂艰难的经济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处理全国性的以及大城市中的经济问题以往几乎完全没有经验，国内外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出怀疑：国内一些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来自国外的质疑更为普遍，如一位美国学者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当共产党的军队于1949年进军战胜国民党时，他们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不过他们的斗争刚刚开始。中国领导人在恢复中国经济并使之现代化方面遇到巨大的困难”，由此“中共的胜利将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10 然而，中国共产党仅用短短的三年时间，尽管其间还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为“韩战”），就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交出的这份“经济答卷”令世人惊叹，而这一切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
1949年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中国可谓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整个经济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工业整体上处于手工作业的状况，根本谈不上体系，工业产品少得可怜；农业还停留在手工耕作、靠天吃饭的水平上；交通运输工具落后，数千年前就已经使用的畜力车和木帆船等民间运输工具仍然在大量使用；邮电通信技术设备非常落后，电话电报多用手工方式操作，约有一半左右的县没有自动电话，约有四分之一的县不通电报和长途电话，中西部地区普遍处于十分闭塞的状态；市场上商品严重匮乏，大多数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总崩溃，使得原本就十分落后的工农业生产更大大倒退。从工业生产的状况来看，1949年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了80%以上，棉纺织品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总的来讲，工业生产平均减产近一半。再看农业生产，广大刚解放的地区，农村已经陷入破产境地，水旱灾情又极端严重，全国粮食产量比抗战前下降21%，棉花产量相当于抗战前产量的54.4%，耕畜减少了16%。各地的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由于长期的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城乡交流近乎隔绝，市场萧条。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27美元，不及印度的一半，仅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此外，战后中国共产党恢复国民经济所迫切需要的资金在国内战争后期被大量转移。1948年年底，蒋介石命令中央银行将所存黄金、银元、外币共约5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12月1日，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把第一批黄金200万两运往台湾，随后又南运银元1000万元至广州。1949年1月，再运黄金57万两、银元2200万元至厦门。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逃离上海前夕，又卷走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19.8万两、银元146万元。上海解放后，国民党中央银行被中国共产党接管时，只剩黄金6180两，银元1546643枚，以及少量外币。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将航空、金融、贸易等领域的29家垄断企业撤到香港，这些企业的资产净值共约2.43亿港元。大量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也被国民党从大陆转移到台湾。资金、物资和人才的大量转移，增加了新中国成立后恢复经济的难度。
由此，在新中国诞生之际，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这种国民经济的萎缩和萧条，在当时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甚至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之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多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新中国的经济，就是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经济基础极端薄弱、财政经济濒临崩溃、物价上涨完全失控、投机活动异常猖獗的烂摊子上艰难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