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跨文化交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协同发展仍为主要且重要的公共外交诉求。在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许多学者聚焦“五通”中的“民心相通”，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问题，旨在还原“一带一路”造福沿线的初衷和本意，破解负面国际舆论，推动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好”“走稳”。
“一带一路”背景下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李丹在《“一带一路”的舆论困扰与周边公共外交》中呈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的舆论困扰，提出孔子学院作为人文交流的有效载体，可以推进邻国民众从学习了解中国语言文化入手，更直接地理解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从而增强对负面舆论的辨别力和免疫力。杨玲丽等学者指出，周边国家宗教文化差异大、跨文化交流困难、西方国家以民众反抗为由唱衰“一带一路”等原因都对中资企业嵌入东道国当地社会实现“民心相通”造成阻碍，中资企业应加深对当地文化习俗的了解，借助公共外交的实用性、公益性，加强与当地民众的跨文化交流，为企业营造有利的经营环境。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方式。如何开展宗教外交是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热议的话题。徐以骅在《中国宗教“走出去”——论宗教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肯定了宗教在公共外交、跨文化对话、中外人文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并将发挥更大作用。王作安的《向世界讲好中国宗教故事》一文，强调宗教外交不仅要做得好，还要说得好，应花大力气向世界讲好中国宗教故事、传播中国宗教好声音、讲清中国特色处理宗教问题的正确道路，从宗教视角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提升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张柏华也在《中国民间信仰与民心相通》中阐释了宗教信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作用，认为宗教信仰与文化交流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达到民心相通之目的。王理万的《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发展转型与运行机制》梳理了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从产生到兴起、从自发到自觉、从审慎到积极的发展转型过程。
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外交
在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影响下， 公共外交的主体、范围、方式、规则、功能等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在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从新技术和新平台两个维度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外交。
新技术对公共外交的影响。史安斌在多篇文章中提及“数字化公共外交”这一概念，他在《数字化公共外交：理念、实践与策略的演进》中指出，伴随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智慧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公共外交成为各国外交部门竞逐的新焦点，数字化技术推动了公共外交从“目标化”到“定制化”演进，从单纯关注“传播力”数据的策略性思维向更加注重公共外交目的意图是否真正实现的战略性思维转变，未来还将针对特定传播对象个人的性格特征、利益诉求和习惯偏好开展“人格化传播”，精准开展公共外交。基于“数字化公共外交”，史安斌还探讨了数字公共外交兴起与广电国际传播能力提升、新冠肺炎疫情下数字公共外交挑战与创新、从大使自拍看数字公共外交等问题。欧亚、刘星瑞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外交中的应用前景与问题》，提出未来人工智能将运用于建构智能国际舆情监测与分析系统、基于政治机器人的计算传播、沉浸式体验传播应用等领域，也将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对对象国受众施加影响、制造认同，营造有利于推行本国外交政策的外部环境。
新平台对公共外交的影响。侯英珊在《国际传播视角下新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新媒体平台扩充了公共外交渠道以准确展现本国信息，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和互动，并能及时回应国际关切，更能形成有利于国家自身发展的国际社会舆论环境。陆佳怡、宋志鑫就从个体叙事和情感连接两个层面分析李子柒视频如何引发海外公众的共情与认同进而发挥公共外交效应，继而认为新媒体环境下公众个体应成为公共外交的实践主体， 在与他国公众分享日常生活经验中建立情感联结，助力国际传播。钟新、王宁等学者分析了“我与中国”短视频大赛全球动员模式，确立了鼓励民众通过短视频制作、社交平台发表等方式参与国际传播的公共外交价值。聂书江也在《全球治理下中国话语权提升的路径创新》中强调，新媒体平台的社交化和平民化属性为中国话语的直接到达提供了机会，我国公共外交活动的开展应注重与国外社交媒体的双向沟通与反馈，为国外民众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和与中国交流提供机会。
学者在肯定新媒体公共外交使传播更“软”、更“小”、更具人性化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对此，赵鸿燕、李金慧的《伦理对道德的超越：新媒体公共外交的伦理探讨》思考了新媒体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伦理区分，以及新媒体公共外交存在的伦理限度，进而探讨新媒体公共外交伦理的可能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