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路径：临时机构
第一和第二条路径是一种常态化的机制，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比如政府换届或是国内外形势发生较大变化的时候，美国还成立了一些临时的委员会加强对公共外交的调查和研究，以便提出更加全面的建议并进行调整。这些临时成立的委员会在美国的对外传播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简单介绍三个比较重要的临时委员会。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正式宣布成立总统国际信息行动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其目的是为美国政府下一步心理活动提供建议和指导。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威廉•杰克逊担任国际信息行动委员会的主席，因此这个委员会又被称为杰克逊委员会（Jackson Committee）。经过数月调查研究，1953年6月30日，该委员会形成125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成为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外宣传与心理战的指导性文件，并直接促成了美国新闻署的成立和协调委员会的建立。
1960年11月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立刻安排有关人员对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和教育文化交流活动重新进行调查研究，弗里—戴维森特别调查委员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提交了研究报告。肯尼迪上任后在对外宣传上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受到这些报告的影响，他对国际传播的管理机构并没有进行实质性调整，但是他十分重视新闻署在对外事务中发挥作用，并主张新闻署参与对外决策。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通讯技术的发展， 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和个人呼吁成立较高级别的委员会对美国国际传播活动进行调查研究。1973年，国会成立了“政府对外政策组织实施委员会”，罗伯特•墨菲任主席，因此也被称为墨菲委员会。该委员会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研究，对外传播是其中一部分。1974年3月，美国信息咨询委员会与美国国际教育与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协商，主张设立一个独立的“对外宣传教育文化委员会”。其成员由以上两委员会的全部成员以及十几名民间机构的著名人士组成，主席为信息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弗兰克•斯坦顿，因此也 被称为斯坦顿委员会，所需要费用由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提供。
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和评估机制的特征
战后至今，美国公共外交取得显著成果，其研究和评估机构功不可没。经过7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公共外交的研究和评估机构逐渐机制化，并形成了其现状特征。
三条路径功能各具特色、相互配合。三大机构的功能有重合，但是其侧重点不一样，而且它们之间关系密切。咨询委员会既关注公共外交的整体定位和发展，也关注具体传播策略和项目，但是其角色定位以关注整体为主， 更多从大局出发向总统、国会、国务卿、新闻署长提供建议和指导。美国新闻署的研究和评估机构立足于新闻署的具体项目，但是不局限于具体项目， 同时利用其在海外雇员众多的优势研究国外舆情、共产党国家的传播策略等。此外，三种机构之间除了定位和功能相互配合之外，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机构级别高、人员专业、相关部门配合。咨询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多具有业界、学界或者相关政界的背景，并向总统和国会负责。相关部门大力配合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比如，国务院相关官员、美国广播理事会相关领导帮助委员会收集战略文件、预算数据和项目详情。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和政策、规划和资源办公室官员帮助委员会获得重要信息。参众两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专业人员给与咨询委员会相关业务指导。从事公共外交的海外工作人员向咨询委员会提供各种帮助，特别是帮助他们理解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如何在海外落地。
政府重视其建议并及时反馈。通过梳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笔者发现很多报告包含了上一次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以及相关部门的实施情况。从实际情况看，咨询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被政府采纳，可见美国政府十分看重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公共外交的研究和评估机构与政府相关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后者认真对待前者提出的建议并及时反馈，如此一来研究和评估机构的建议才能落到实处，其效果才能发挥出来。
重视自身研究评估机制的建设。在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下，一系列与研究评估相关的机构成立，这使得与美国公共外交相关的研究和评估机制越来越健全。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咨询委员会多次主张协作研究。此外，委员会还非常注重对本身的地位和有效性进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