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媒体背景下的媒体外交研究路径
在现有的中英文文献中，在论及新兴媒体对媒体外交的影响时都谈论得较少，中文语境下的探讨主要限于新兴媒体作为媒介渠道对媒体外交的影响。事实上，新兴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自印刷传播时代开启的组织化、专业化的媒体生产形态，组织机构层面的媒体开始向个人化、社会化方向转变，这直接导致了媒体外交实践的变化。比如，政府首脑、外交官等开始以个人身份出现在新兴媒体平台上，在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开设个人实名账号，直接与全球公众实时互动；兼具“企业”和“媒体”双重属性的互联网企业日益成为媒体外交的参与者与推动者。这些新的变化背后所指向的是对新兴媒体环境下“媒体”概念再解读的迫切需要，要在“媒介形态”“符号系统”与“组织机构”三个层面之外开辟新的诠释空间，在此基础上，重新考量与分析媒体与外交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此看出，新兴媒体背景下的媒体外交不仅依然是广义对外战略工具之一，而且本身成为亟待研究的议题。
基于以上讨论，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从“媒介化（mediatization）”视角深入解读“媒体”概念，不仅将媒体视为组织机构层面的社会机构，还将其视作动态变化的社会力量，日益深入到其他社会机构的运作之中，媒体的“媒介形态”在制度化和技术化的过程中通过传播行动产生塑造力，进而影响和改变社会进程（Winfried Schulz；Friedrich Krotz）。媒介化视角可以为“媒体”概念提供新的诠释空间，即伴随着媒介化进程，基于不同媒介形态形成的媒体逻辑逐渐内化为不同的价值观，并融入到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去（孙少晶），基于互联网技术产生的新兴媒体的自身逻辑会影响并渗透进外交活动的各个层面，进而拓展媒体与外交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如，可以尝试讨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即1.0门户时代、2.0社交媒体时代和3.0人机交互、人工智能时代对外交活动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常态”与“冲突”两种外交语境中的具体应用。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未来国际传播策略研究：基于中国方案的媒介化协商历史考察（1978—2017）”（项目编号：18YJC860023）和2018年度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项目批准号：CUC18B045）的成果。
陆佳怡：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