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中的媒体外交
基于对英文和中文语境中媒体外交概念的辨析，可以发现，媒体外交概念被提出，是在冷战时期，这无法直接回答“媒体外交究竟是不是一种新的外交样式”这一问题。但如果将媒体外交这一概念转化成媒体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将这个问题放至外交历史语境之中讨论；与此同时，理解媒体含义的“媒介形态”“符号系统”和“组织机构”三个层面又为考察历史语境中的媒体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分析视角。
大约公元前2500年的两河流域，苏美尔城邦拉格什（Lagash）国王派遣他的使者前往乌玛（Umma）城邦，命令乌玛城邦要么投降，要么面临覆灭（Raymond Cohen）。使者通过奔跑和口头传播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人体无线电报”（米切尔•斯蒂芬斯），即媒介基础，而信使传达的国王的政令是其符号内容，这是人类早期外交实践中的媒体外交案例。
继语言之后，文字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了早期外交实践的发展与规范化； 更为重要的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外交文献。同样是在两河流域，基于农业生产、祭祀等需求而产生的楔形文字是手写传播时代最早应用于外交实践的媒介与符号系统。当时，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成为了信使出访所携带的早期“官方文书”，由此而形成的“楔形文字外交（cuneiform diplomacy）” 呈现出了早期外交实践的规范化趋势。比如，信使成为了城邦之间传递消息、联络与维系各城邦之间关系的重要枢纽，其所发挥的作用类似于现代外交体系下的外交官；包含“礼貌的言辞、沟通与协商伦理、基于传统形式和国际语言的通信系统、交换礼物”等内容的“外交礼仪”初步形成（Raymond Cohen）。楔形文字外交本身也可被视为手写传播时代的媒体外交范例。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谋略家苏秦、张仪等以书信形式，向其所服务的诸侯君主传递新近发生、事关重大的信息，推动各诸侯国之间的博弈与兼并，这也是手写传播时代媒体外交的例证。
15世纪中期，德国工匠约翰•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将人类带入印刷传播时代。欧洲统治者很早发现了印刷机在传递官方信息、扩大影响力方面的优势，并将其广泛应用于传递和发布战争、谈判等外交信息。在法国，15世纪末国王查理八世进军意大利期间，他的军事准备、获胜与溃败的消息都被印成了早期新闻印刷品——新闻书或小册子（米切尔•斯蒂芬斯）。在米兰公国，自16世纪20年代起，“新闻书或小册子这种早期现代信息产品上就充斥着有关外交谈判的文章”（Massimo Petta），除此之外，“还运用‘通告（avviso）’来传递‘宣言’等声明，从而强化对领土的诉求，旨在为战争提供法律依据”（Massimo Petta）。这都是早期印刷传播阶段的媒体外交案例。当然，在这个阶段，语言和文字依旧在外交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在15世纪，意大利城邦间互派的大使不仅需要口头传递国王旨意，协助和参与解决争端或结盟的谈判，还要定期将秘密搜集的有关驻在国的“情报信息”和从公开印刷发行的新闻书或小册子上搜集到的新闻信息，外加自己撰写的政治评论和分析，以书信形式汇报给国王（Andrew Pettegree）。但是，印刷机的出现，不仅仅在“媒介形态”上为外交活动增加了一条发布和收集信息的新渠道，而且本质上改变了口头传播和手写传播中媒介形态与符号内容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媒体与外交二者的关系增添了新的维度。
在口头传播与手写传播中，媒介形态与符号内容合二为一，即口头传播中，语言既是媒介又是内容，手写传播中，文字既是媒介又是内容。口头传播与手写传播在早期外交实践中，在“媒介形态”上充当渠道，与此同时完成“符号内容”层面的外交信息的传递与沟通。然而，自印刷传播阶段起，以印刷术等媒介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形态与符号内容开始分离，围绕印刷技术产生的一整套运行机制，比如新闻书的生产、报纸的生产，为组织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新闻传播事业奠定基础，涵盖媒介技术、新闻内容生产、专业新闻工作者等要素的媒体的“组织机构”含义开始显现。由此，媒体与外交活动之间产生了组织机构层面的联系。与此同时，伴随着古登堡印刷机所推动的西方现代化进程及至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组织机构层面的媒体开始被视为一种独立于政府、为公众提供新闻报道、承担监督政府责任的专业机构，而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利用媒体大力开展或推进外交活动似乎有悖于这种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导致了在早期相关英文文献中，佩洛西•卡尔提出“媒体与外交”结合的公信力问题。回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英文文献，媒体、国家政府、对外决策与公众是解读媒体外交概念的四个主要要素，这里的媒体所指的就是组织机构层面的专业新闻生产机构。这些学者通过辨析四者之间的关系来解读媒体外交，其实质就是在讨论政府利用媒体展开外交活动的正当性问题。
因此，如果从媒体含义的“媒介形态”“符号系统”和“组织机构”三个层面去考察历史语境中的媒体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媒体是外交活动的固有要素之一，是传递外交信息、进行外交沟通的主要渠道，学者们所探讨的媒体外交并不是一种新的外交样式。但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媒体作为独立于政府的专业新闻生产机构，如何与国家政府主导的外交活动产生组织机构层面的联系，成为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英文语境中媒体外交研究的核心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与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媒体是事业属性， 原本就是国家政府的一个部门或机构，所以在现有的中文文献中，有关媒体外交的讨论，弱化了组织机构层面的媒体与政府外交的主体间关系，更多是从“媒介形态”的渠道与“符号系统”的内容两个方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