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语境中的媒体外交概念辨析
如上所述，中文语境中的“媒体外交”一词源于media diplomacy。翻阅相关研究，发现鉴于对media一词的不同翻译，media diplomacy在中文中分别对应“媒体外交”“媒介外交”和“传媒外交”三种翻译。为了清晰地勾勒出中文语境中“媒体外交”概念的含义，笔者首先对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中文翻译“媒体”“媒介”和“传媒”进行辨析。
新闻传播学者杨保军尝试从新闻活动的“传播—收受”过程来区别“媒体”和“媒介”的不同。他认为，“媒介侧重于承载信息的实体，而媒体主要是指生产信息产品的组织或机构。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说，媒体拥有媒介。”因此，承载信息的实体——新闻传播媒介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一定的物质实体，二是以一定方式附着在实体上的信息符号”。换句话说，media由媒介（技术）形态——“硬媒介”和媒介符号——“软媒介”两个部分构成。
对于“传媒”与“媒体”“媒介”的区别，有学者对国内4份期刊《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记者》和《现代传播》在2008年发表的涉及“媒体”“媒介”和“传媒”三个概念的650多篇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张忠民、阳欣哲、张国良）。研究发现，“媒介”概念取向“介质”层面含义；“媒体”概念除了“介质”含义外，还包括“机构”的意思；“传媒”概念包含最广泛的含义，即代表整个传媒行业。
基于以上辨析，笔者采用“媒体”一词，它不仅指涉不同的媒介形态， 以及基于这些媒介形态之上的符号系统，还包含组织或机构的含义。Media diplomacy所对应的中文概念就是媒体外交。
国内的媒体外交研究大都出现于2001年之后，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文语境中媒体外交研究在9•11之后再次兴起的影响；2009年后，随着国家大力打造重点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媒体走出去”战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中文语境下，学者们主要从媒体传播的不同层面来解读媒体外交。有些学者从“作为媒介渠道”的媒体视角来解读媒体介入并影响外交进程，比如孙建平和谢奇峰认为，“传媒外交就是传媒通过参与外交决策、报道外交活动等手段，对外交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效果。”这种效果“有可能能促进外交进程”，带来“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也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扼杀某种外交成果”。赵可金、赵鸿燕和林媛等学者也将媒体视为中介的信息渠道，本国政府和外国公众分别为传收信息的两端。而且，这种信息传递模式是“自上而下”、单向式的传播过程。
有些学者从媒体传播的内容层面，探讨“如何说”，即媒体外交的话语修辞策略（赵鸿燕、李金慧；赵楠、宋燕）。还有学者提出，在新的传播语境下，媒体已经“由国际关系的观察者、记录者变成参与者和协助者”（任琳），也就是说，媒体逐渐以行为主体身份参与外交进程，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国内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兴起与新媒体研究的升温，“新媒体”逐渐成为中文语境下媒体外交研究的高频词。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主要引介国外，特别是美国如何将新媒体技术，比如以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应用于传统的媒体外交活动之中（季萌）。他们讨论“个人化”“双向化”“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让更多行为主体能够参与到媒体外交之中，增强了对话功能，提升了互动性，但与此同时也为对外决策提出了挑战（董青岭、孙瑞蓬；杨建平、赵磊；汪晓风）。
综上，中文语境下的媒体外交研究主要受到9•11事件后英文语境中媒体外交研究再次兴起的影响。“作为媒介渠道”的媒体视角、媒体传播的内容视角和作为“参与者和协助者”的媒体视角是这些学者解读媒体介入并影响对外决策的主要路径。这些学者在深入分析社交媒体特性的基础上，论及互联网技术对媒体外交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基于“媒介渠道”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