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是实施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巧力量。顺应非洲公民社会日趋成熟，NGO及其他社会团体在政治选举和社会公共管理中话语权愈加强大的趋势，中国对非公共外交应利用NGO对等性和中介性的优势，强化NGO的主体作用，发挥其桥接中国政府机构、企业与非洲乃至西方国家NGO及其他社会团体、非洲社区的作用。
当今国际交往已经多元化、社会化，国际援助从政府帮助政府转变为政府帮助民间、民间帮助民间。且国家形象、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常常与公益服务和能力建设联系在一起，而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为NGO）的主要功能就是社会公益与能力建设。在现代民主社会，NGO既是“民意的重要代表”，又是文化价值理念的传播者和践行者。NGO参与公共外交使外交更具亲和力，是建构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国际上利用NGO实施公共外交、提升话语权是通行做法。中国现在倡导中非合作共赢、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在对非公共外交中，NGO不可缺失。政府外交、媒体外交、民间外交相结合，多层次、立体化、协同化的对非外交，才能整体提升中国在非软实力。早在2003年，前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就曾表态：中国应当重视NGO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因势利导，在NGO领域增强中国的声音。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则指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NGO参与对非公共外交应被提上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NGO公共外交具有对等性和中介性优势
一般来说，有效的公共传播或公共外交，需要对等性和中介性。利用NGO开展对非公共外交恰好具有这样的优势。所谓对等性，即传授双方在地位上、属性上对等，比如都是政府机构或NGO，而不是政府机构对NGO抑或相反。传授双方的对等性为平等、坦诚的对话沟通提供了前提条件，为彼此理解包容提供了可能。所谓中介性，即作为实施公共外交的最终主体， 国家需要借助各种传播中介与国外受众接触，但由于国外受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的直接公共外交行为反而容易引发国外受众的质疑，而政府隐身其后的中介性对外传播、公共外交，会更容易获得国外受众的信任和接受。西方国家之所以喜欢借助NGO进行公共外交，笔者之所以说NGO是中国开展 公共外交的巧力量，其意即在于NGO开展公共外交的对等性和中介性。
传统公共外交更多依赖政府机构和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机构进行，其可信性和话语权乃至影响力，往往因其国家属性而遭受质疑。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早在2010年初就撰文指出：“政府与政府及其他组织展开竞争，以强化自身的可信度，削弱对手的可信度。”他认为，网络的发展提供了助力， NGO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使得“新公共外交”得以崛起。NGO开展公共外交的最大优势就是其介于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中介性。中国现在需要利用NGO弥补对非公共外交的短板。因为中国NGO走进非洲，与非洲本土的NGO开展合作，直接服务于非洲国家社会民生，将为中非合作共赢、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民意基础，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国际通行的公共外交。
NGO是提升中国对非公共外交的巧力量，至少有三层内涵。一是中国政府要积极通过各种渠道支持并资助非洲本土的NGO发展，让它们在非洲代表中国说话，传播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和中国发展道路；二是鼓励并支持中国的NGO前往非洲并扎根非洲，直接服务于非洲的社会民生，传播中国文化价值，用实际行为和效果提升中国在非形象；三是中国的NGO走进非洲，积极与非洲本土的NGO合作，改变非洲本土NGO单方面与西方国家的NGO合作、受西方媒体影响的现状，利用NGO之间的交流合作，提升中国在非话语权和影响力，消弭非洲NGO对西方媒体制造的“新殖民主义”的呼应。事实上，中国NGO是塑造中国民主、开放形象的重要主体。其走出国门、走进非洲，则是中国公民社会日益成熟、中国积极承担国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当然，中国NGO在开展对非公共外交过程中，应坚持中国政府倡导的“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