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政治风险增大。舆论在权力和决策系统中的结构化，造成权力运行和决策系统不确定性的增加，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政治风险加大的趋势。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确定性的回归呢？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解释直指各种能够“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风险的“知识”。这些“知识”意味 着“界定风险的权力”。那么，为什么“知识”会成为风险增加的因素呢？ 根据贝克的解释，“知识”实际上是知识剩余或知识的副作用。正是知识剩余造成了风险社会。在现代性的各种制度设计中，比如说在现代工业、金融市场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都包含着这种知识剩余。只不过，以前它们被视为在现代理性所主导的概率计算范围之内的正常现象，因此为公众所容忍。但是，在信息社会中，它们都以“风险”的形式被大众重新发现，并且借助全球互联网以极快的速度、在极大的范围内被传播。
在一个不断信息化的社会里，随着媒体的社会渗透度日益增加，风险也就无可避免。而且，由于技术条件的提升，媒体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提升。
一方面，在广度上，新兴的网络媒体使得世界变得一体化了。网络媒介把信息和知识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个社区。但与此同时，与知识相伴随的风险也被传播到每个角落。在全球层面上，很难有哪个地方、哪些人群能够“独善其身”。
另一方面，在深度上，信息媒介也使得全球连接的触角深入极为隐蔽的私人领域。公民对社会充满疑虑和担心。
然而，风险——尤其是全球性风险——又表现为一种与之相反的逻辑： 风险其实是一种沟通媒介，而且是一种不自觉的、非意向性的、但具有强制性的沟通媒介。这是因为，对于彼此隔绝也互不关心的现代公众来说，一旦他们感知或者认识到，他们被置于同一风险处境时，彼此之间的沟通就可能成为一种无可回避的选择。在这一条件下，风险就有可能穿越各种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国家等现代性边界，进而把不同背景的阵营、党派与国家团结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险不仅仅是破坏性的，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进步的和解放的力量。
为政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信息社会中政治的高风险性。
风险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力叙事方式发生了改变。以前权力总是要发展出一套系统的话语修辞，而随着沟通媒介或舆论的嵌入，权力变得像是拼贴画，宏大的单一叙事被不断涌进的信息流切割，变得面目全非。结果，支配性权力实施卢卡斯“第三维度”权力，即误导认知的能力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舆论结构中总是包含着要求对话的力量，沟通和循环总是能够把要求对话的力量带入现场。这意味着权力随时要面对“闯入者”和诸多不确定的意外事件，随时要做出回应。对于权力来说，这是一个新现实。
政治风险加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舆论嵌入刺激着一些团体发出声音。以往支配者总是用等级、资历、程序、技术能力等为借口阻碍一些人参与到对话中来，在信息时代，这些理由都不再成立。权力中的舆论结构是一个即时应答的结构，拒绝作出应答本身就是风险。斯科特所说的“共谋的沉默”，本•阿格（Ben Agger）所说的“社会结构化的沉默”，诺依曼所说的“沉默的螺旋”等预示着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将不断受到深嵌于权力中的舆论的质疑。权力自身也成了一个自我探询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权力系统开始具有自反性。
张剑荆：中国文史出版社编审。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