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公共舆论在两个领域的嵌入。
一是嵌入社群、社区构建。在工业社会或制造业社会，权力运行依靠的是社会化的社区组织，社会行动是基本的分析单位。这种社区具有地缘上的邻近性。社会关系发生在邻近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长期的。通过社会关系的纽带，人们被联结到一个结构中。
而在信息社会中，社会关系的这种邻近性和结构性被信息的流动改变了。各种各样的流，观念流、信息流、资本流、物流、移民流、影像流、全球游客等，组成了网络化的信息空间。瞬间的、远距离的和流动的信息冲击着人们的感知系统，给稳定的社会机构带来种种风险，导致旧的社会纽带弱化和解体。在信息社会，沟通媒介是社会的主导性原则，沟通媒介成为社会事物的核心。由信号和流动组成的信息成为社会的基本分析单位。
信息社会中由信息或媒介创造出的新的社会联结有时被称作“虚拟社区”，这是在与实体性社区比较的意义上使用的。虚拟社区是一群主要借由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信息和关怀。这里，虚拟并不表示不真实或不现实。在信息时代，人们利用大众媒介和不断涌流的信息构建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着自己的生活空间并追寻着生活的意义。这种构建活动虽然不同于我们的家所在的社区，却是同样真实的。
二是嵌入决策系统。能够参与直接决策的总是少数人。所有的决策，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系统中。高质量的决策需要过滤掉过于情绪化的要求，需要权衡短期和长期利益，因此都会采取措施隔离公共舆论流。
对现代决策系统的研究发现，存在着一种“小集团思维”。用美国心理学家贾尼斯的话说，它指的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当人们深陷一个内聚的团体时，团体成员对团结一致的追求取代了他们对不同行动步骤进行客观评估的动机”。在这个团体内，存在着一种团体压力，这种压力导致心理效率、道德判断力和现实感觉水平的降低。在决策过程的讨论阶段，团体内部通常都存在着一个似乎体现着正确决策意见的“思想保镖”，以抵御外部影响和内部不同意见；团体压力与“沉默的螺旋”一样，导致出现一边倒的意见流。
在信息时代，公共舆论的意见流正逐渐冲破决策系统精心设置的隔离外壳，嵌入权力及决策系统内部。在决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处理的每个议题，都嵌入了多种意见流的对抗和争辩。信息时代舆论嵌入权力和决策系统，带给领导人的挑战是巨大的。处于不同层级上的决策者都要回答“如何建立起与公共舆论流连接的机制，但又保持决策的理性化和独立性”这一问题。
舆论的嵌入甚至影响到战争这一人类最具强制性的权力。在前信息时代，战场是封闭的；而在信息时代，战场上则密布着摄像头，各种影像资料源源不断地通过电视等媒介在全球传播。军事专家对战场上的进展实时解说，预测敌对双方的军事行动，模拟战斗场景——存在于公共舆论中的战争开始对实际的战争进程产生影响。
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埃默森•布鲁金与新美国基金会战略学家辛格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称，社交媒体已经“武器化”了。他们撰写的文章说，“伊斯兰国”发明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软件，使追随者可以将推特账号与之关联，允许“伊斯兰国”的支持者自动发帖。两位研究者总结说，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强化了“我们与他们”的“敌人—朋友”叙事方式，经由愤怒情绪主导的中介机制，将病毒一样的意识形态传染给更多的人群，引发沉睡已久的仇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形成的舆论直接影响了伊拉克战争的进程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