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影响不断深入，以沟通、循环和探寻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舆论及其公共性生产过程日益嵌入社会和政治过程、权力运行中，形塑出新的信息政治景观。
在公共舆论研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范式，是把公共舆论视作实体性的社会存在，其中有三个要件：一是认为公共舆论是“公众”的意见，二是这种意见具有多数特征，三是公众意见外在于权力并与权力对立。
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人类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上述范式需要转换，公共舆论不再仅是“公众”的意见：首先在人类群体中区隔公众，在意见流中区隔公众意见，既不符合现代公民权利观念，也不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其次，认为只有呈现出多数特征之后才有公共舆论，是把特定范围内的投票行为等同于公共舆论了；再次，在现代社会特别是信息社会中，公共舆论与权力不是截然二分的，权力机构和公共官员也在不断地发布信息、表达意见。
作为意见市场的公共舆论，是围绕特定主题展开的对话和探询，这是一个由多种信息流、意见流构成的沟通过程。意见流、信息流之所以被称作公共的，并非预设意见的参与者必须具有公民身份，而是借助意见流、信息流的多视角、广联结和循环性，经由这一探询过程，赋予某个主题以公共性——这一公共性赋权过程就是公共舆论。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影响的不断深入，以沟通、循环和探寻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舆论及其公共性生产过程日益嵌入社会和政治过程及权力运行中，形塑出新的信息政治景观。
信息社会公共舆论的嵌入
对于信息社会，人们已经没有什么怀疑。但是，对于在信息社会中即将浮现出什么样的权力体系，则是一个新的课题。
为了描述正在浮现的信息权力形态，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是以韦伯式权力为基点，研究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公共舆论与权力的关系演变以及权力演变的轨迹和趋势。
权力具有空间性。权力空间首先体现为权力的范围，在垂直层面，权力空间体现为权力落差。在前者确定的前提下，权力关系主要就是权力的等级支配关系，韦伯研究的重心就在这里。权力金字塔有自己的顶端和底部。顶端与底部的距离不是无关紧要的，权力落差的变化意味着权力运行方式的改变。在线性的体制下，权力落差的缩小意味着权力强度的提高，权力落差的扩大意味着权力强度的降低。在制造业秩序的视域下看就是如此。
德国的另一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承接韦伯，研究了随着博弈者数量增加而引起的权力变化。在垂直等级化的权力体系中，随着博弈者数量无限增多，最终导致权力完全网络化，权力由被服务的对象转变为服务他人。从这一简单的概述中可以看出，权力具有不断集中和“再封建化”的内 在机制。权力的这一演变轨迹今天仍然可以清晰观察到，比如，跨境金融交易、国际“避税天堂”、大型跨国机构、“伊斯兰国”等，类似欧洲中世纪的专制诸侯国，这些不断增多的“私有化”权力实体侵蚀着国家的主权权力。
实际上，信息时代的权力演变要复杂得多。信息社会中主体和客体的普遍流动深刻改造着工业化秩序下的垂直权力体系，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所有权力层次上都出现了信息场域。信息社会则把旧的工业社会权力结构的每个节点都转变成信息化的场域。
在此，可以把价格机制嵌入经济过程视作公共舆论嵌入的模本。
1936年，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俱乐部发表了主题为“经济学与知识”的演讲，提出了知识分工才是经济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在信息不受阻碍的流通中，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人们能够根据同样的价格信息来生产。价格机制的实质是信息的自由流通。
价格机制是将无数陌生人联结起来的长链。价格机制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机制。首先，它传递信息；其次，它向人们提供刺激；再次，它用来分配收入。由于这一长链的存在，一个社会中彼此隔离的生产者、消费者才能抱着不同的目的而相互合作。作为一种信息流动机制，价格机制中的信息就是无数有着明确行动目标、寻求自身利益满足的个体发出的信号；信息流动的动力机制深嵌于信息系统内部，也就是说，行动者发出的信号本身就具有动力性质，它刺激着其他个体做出反应。在市场经济中，这一信息流动机制的独特性在于没有一个中心控制系统，价格体系所传递的信息自身就具有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它能够唤起人们的行动，无须一个控制系统再给予动力。
经济过程中的价格机制与政治过程中的公共舆论机制类似，都具有长链和生产性功能。在信息社会，政治过程在不同的层面上都嵌入了公共舆论， 而舆论对权力的场域化切割导致权力体系趋于水平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