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政治的几个主要特征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和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信息政治的若干特征在不同国家已经有不同程度的显现。下面我们概括地予以描述。
一是流离政治的兴起。信息网络场域的兴起组成了相互重叠、相互联结的新社群和新社区，这改变了权力结构。众多网络场域被各种信息填充，每个这样的场域都是一个舆论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信息的移植、交换和生产。等级化的垂直权力被信息流层层切割，以至于权力越来越趋于在水平层次上运动。以往把权力区分为上层和下层、支配和被支配的做法逐渐失去效用。权力处在流动状态，权力空间变成了一个流动性空间。
在工业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具有中心性，而与此相关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围绕资本和积累来展开。而在信息时代，由于舆论的嵌入，处于中心地位的是连接、沟通和循环，那些处在连接和循环核心位置的社会群体和地点将是政治、文化和社会博弈的主要场域。
在信息政治中，存在着两个社区，即由信息流创建的虚拟社区和现实地理空间上的社区。信息流创建出的社区与实体性的社区具有同样的功能，可以动员起来观念流、资金流和社会团结，两者还可以相互连接，可以从线上到线下，也可以从线下到线上。
对于网络动员，理论上尚存在一定争议。研究发现，网络创建出来的信息社区不是虚拟的，更不是无定型的，而是有着与传统的社区同样稳定的特质。网络空间中的弱连接更适合电子动员，尤其是跨国动员。对于接受新信息和完成任务而言，弱关系实际上效果更好，因为新的信息不大容易进入一个邻近的、稳定的和面对面交往的团体。网络场域已经开始创制权力，拥有了国家机器的某些职能。
印度裔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通过研究印度裔美国人如何借助电子媒体参与印度本土政治，揭示了“流离政治”功能。
他发现，在美国的印度人能够很便捷地直接得到有关印度发展的信息。在美国的印度人之间围绕族群暴力、国家正当性和党派政治的对话，为他们在美国的“少数主义”政治创造了新的结盟和动员形式。许多通过电子手段积极介入印度政治的人，也往往是最不遗余力地在美国各城各区中重新组织各种流离政治的人。阿帕杜莱分析说，这些现象暗示着，虚拟电子邻里为印度人提供了新的方式，使他们能够作为美国教师、出租车司机、工程师和企业家，在自己居住的城市或郊区参与地方性的生产之中。阿帕杜莱说，至少在过去十年里，全球电子化转型对流离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是地方政治中的一个全新元素。流离人口将这些影像、新闻和观点等全球信息流带入了他们的电子邻里空间，并以特定方式助长了产生邻里空间过程中的内爆力量。
因此，信息空间中的政治也是现实政治，试图区隔出一个政治现实空间和政治网络虚拟空间的做法越来越不合时宜。
二是政治沟通方式的变化。每位领导人都有自己特有的与民众沟通的方式。这种沟通方式常常带有时代的烙印。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通过广播平静地与民众进行“炉边谈话”。广播是一种垂直的、单向的传播系统，罗斯福借助这一传播媒介建立了一个权威的、理性的、温和的领袖形象。在信息时代，仅凭这种沟通方式已经很难取得成功了。
在欧美发达国家，信息政治开启了新的政治沟通和动员模式。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201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传统政治组织基础 比较弱的两位竞选者——特朗普和马克龙——当选。特朗普遭到大多数传统媒体的反对，来自本党（共和党）的支持也远不如对手得到的本党（民主党）支持多，马克龙是从社会党中脱离出来的“政治素人”，几乎没有组织基础，但是他们都成功当选。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善于通过网络进行动员。
我们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例。在总统竞选过程中和当选之后，特朗普都十分重视推特，因此他被称作“推特总统”。在竞选过程中，通过推特表达政见是正常的，但在当选总统并且已经组建了决策团队之后，仍然通过推特发表对政策问题的看法，就显得不那么寻常了。他每次在推特上的表态总能吸引公众的注意，相关的公共舆论也随之掀起波澜。
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个人推特为中心的舆论场嵌入决策系统中，这个决策中心与建制化决策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增加了决策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在推特上，特朗普与其他用户是一样的个体，他们之间没有权力关系， 他的意见，即使在成为总统后，仍然是个人意见。因此他发的推文，不是在教育民众，不是在传达命令，而是在试探和询问，跟帖、转发、评论汇集成一个意见中心，他本人、他的决策班子以及其他政治人物，都可以通过观察这个舆论涌流判断民意。特朗普的“推特治国”方式是一种典型的信息政 治。公共舆论的嵌入为决策植入了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因素，面对这种信息政治，其对手会感到焦虑和无从把握，而特朗普则从这种不确定性中得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