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冉冉上升的东方大国（而且也是古国），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他们身边的智囊们到底是怎么想的？由加里•J.斯密特（Gary J. Schmitt）主编的《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一书即是对此疑问的最佳回答。
美国的焦虑
《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韩凝、黄娟、代兵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为了说明的便利，以下简称《崛起》，下文引用该书时仅标注其页码）一书的主编者斯密特是目前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思想阵营内的重要思想家，著名保守派智库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曾在里根第一任期内担任总统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主任，属于典型的“右派”，而参与执笔的各章作者，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阿什利•特里斯（Ashley J. Tellis）、卜大年（Dan Blumenthal）、迈克尔•R.奥斯林（Michael R. Auslin）、艾伦•伯克（Ellen Bork）和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Nicholas Eberstadt）也都是各领域专家。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正如《崛起》一书主编斯密特所说：“尽管美国正集中精力应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但美国战略家们的一项普遍共识是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的崛起。”（第3页）
全球“一超多强”格局之下稳如泰山的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对其虽有不小冲击，但并未伤及肌理）为何会对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当下中国如此焦虑？美国人觉得他们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着坚实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逻辑作支撑。如果说还有哪个国家在“后冷战时代”有能力对美国产生威胁，这个国家在美国精英眼中十有八九是正在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对于这一点，不仅美国国内政界和研究者十分肯定，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少资深观察家乃至中国国内部分人士也持类似观点。姑且不论其他，仅就体量而言，一个是“世界最强的集权国家”，而另一个则是“世界最强的民主国家”（第11页），中美两国很容易被拿来比较。
毕竟，相比于朝鲜、古巴、越南，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有着它们难望其项背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综合国力，且此势头并未停止；而与印度、南非、巴西等同样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大国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集权国家”，不论政体、国体还是主流价值观，似乎都表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导致美国产生焦虑心理的一大要因，而且也是最为主要的影响因子。简言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国崛起引起美国的担心，很明显，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语义并不等同，而根源依然在于政体性质和意识形态有别。“因为中国不是西式的民主政体，而且它的领导人坚持没有任何意愿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第24页），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就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威胁”所在。
除了现实层面的考量之外，人类历史本身也成为美国对中国发展抱持高度警惕的重要因由。“对于中国崛起的忧虑源于历史表明随着快速崛起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变得坚定而自信，它们总是带来不确定性、不稳定和竞争”（第4页）。众所周知，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这一取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术语意在说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王义桅：《“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存在”》，《人民日报》2016年4月17日）而无法和平共处，尤其这两大国之间的制度又不同时，此一“对冲”会表现得格外明显，如德国在19世纪末对英国全球霸权的挑战以及冷战年代苏、美两大强权的对抗。
说到底，美国学者还是基于意识形态成色来划分敌友。美国与英国之间就是所谓权力的和平移转，而与苏联以及现今中国却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信任。更不用说近代屈辱史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任何党派和执政者的终极目标中都包含了要“一雪前耻”重振雄风的强烈愿望，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如此，这一历史情结似乎更使美国感到威胁。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崛起》第一章作者卡根为何在文中经常使用“权力”“雄心”和“欲望”等词来形容行进中的中国，并认定“权力催生了雄心，雄心反过来又催生了欲望”（第13页），而原本指望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会在政治上导引其走向更为稳健、温和的自由主义这一想法最终落空无疑也令其以及其他美国学者深感失望，加之“集权国家”的特性，中国的诸多举动在他们看来就是贪得无厌，而本属内政领域的军队建设也被视为已经远超过自身安全和经济需要，从而导致美国和周边国家的疑惧，“中国越想塑造它的世界，其他国家就越会起来反抗”（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