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一是有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目的和立场的误解；二是能够充当中国推进全球治理合作的重要手段；三是作为重要外交途径和手段，有助于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和塑造全球治理价值观。本文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方位推进公共外交参与全球治理的建议。
公共外交概念起始于美国。作为一种政治活动及政治现象，公共外交作为美国进行政治宣传、文化传播、国际事务沟通等宣传性活动的媒介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65年，塔夫斯大学埃蒙德.古利恩教授首次使用了公共外交这一概念，古利恩将公共外交界定为：“传统外交范围以外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国境内培植舆论、该国国内的利益团体与另一国内的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外交官和媒体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过程对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造成影响等活动。”（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半世纪以来，作为传统外交手段的一种重要补充，公共外交的理念为世界各国广泛接受，成为各国进行对外宣传、价值传播以及文化交流活动以推进本国国家利益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手段。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国际格局的变化，在理念上，公共外交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后9.11时代，公共外交主要涉及“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多元外交行为体之间的沟通交流的管理事务活动，这些行为体具有特定的信息或动机目标，通过各种沟通渠道接触外国公众以促进国家利益。在当代公共外交中，其重点已从常规外交手段和促进目标转移到与外国公众的关系培育方面上”。
作为一种以培育与外国公众认同关系的对外交往方式，兴趣、认同、价值观的变更正在影响我们如何思考和看待公共外交。建构主义的身份政治理论阐述了兴趣、认同和价值观的塑造源于我们能否对共同事务关注与产生相对一致的看法。在全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置身于全球化中，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受全球化影响的单元。基于此，各国公众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共同身份。伯恩斯坦教授指出：“全球化时代的公民身份观念强调相互依赖关系，这种相互依赖关系超越了领土国家的界限……这些相互依赖关系可能会成为实践公民身份的潜在场所，它们可能形成拥有共同善的共同体。”各国公众基于全球化而产生的共同善的身份，使得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世界各国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关注点、共同兴趣和共同价值观。以对象国公众态度和意见为目标的公共外交与全球治理的开展自然产生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