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纪录片上线后，胡锐颖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尽快“告一段落”。她清楚“历史不应该忘记”，但看到儿子“在该当老师的时候，当了学生”，还整天做些“没用的事”，也担心儿子被这个时代甩开。
在母亲的记忆里，只要每次提及过去的事，父亲蔡力行就会向她摆手，“都过去了，就不要再说了。”
但她曾听亲戚讲过，在金华时，一次父亲和家人正在茶楼上吃饭，看到刚从浙赣战役前线撤下来，打了败仗的部队。他径直走下楼，站到部队前方，“发表了一番激昂的演讲”。
“他向战士介绍国家的形势，鼓励他们不要气馁，要他们相信中国一定会胜利。”这是母亲告诉胡锐颖关于外公的，为数不多的事迹之一。
抗战胜利后，1947年，经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介绍，蔡力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外公与章伯钧、覃子豪合编的《现代新闻》周刊创刊号发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罗隆基、马寅初等发表大量政治论文，最终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三反五反”中，外公因为制糖卖糖，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关进了监狱。从此他就在中国的文化界和出版界消失了，一恍就是24年。
胡锐颖的两个舅舅也因为“成分”问题，一个上山下乡到新疆，一个被分配到了安徽的钢铁厂。胡锐颖在搜集外公的资料时，曾去看望过两个舅舅。
他还记得一个舅舅拿出自己当年的高考志愿单，泛着霉味的纸上字迹已经模糊，但依旧能看出第一志愿栏里的“复旦大学”。舅舅告诉他这本来该是他的大学，却因为自己的父亲“成分不好”，最终分到了安徽的一所大学，然后永远回不了上海。
两个舅舅都不愿再提父亲的往事，很不理解外甥为什么要揭他们的伤疤。“都是过去的事了，说这些还有意思？”
“文革”期间，外公的一个妹妹去监狱看望他。当时外公正在接受劳动改造，与猪住在一起，妹妹把蒸好的肉包子递给他，不小心掉到了地上。猪跑过来衔住包子，外公掰开猪嘴，从里面掏出包子，放进自己嘴里大口吞了下去。
1979年，蔡力行重获自由。
上世纪90年代，那时蔡力行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解释。
“我们当初参加救亡运动，只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解放，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遑论什么得失利害。现在快要走完这一条历尽荆棘的人生道路，还有什么值得计较呢？”他在文章中写道。
外公出狱后的生活凄惨，为了生存他做过羊毛衫和室内装修的生意，但最终都没有成功。晚年时，他在上海的楼道和电线杆上贴牛皮癣广告。
终于在一天夜里10时，他在贴电线杆广告时，被一辆出租车撞倒身亡。医生解剖了他的尸体，告诉他的家人，“死者82岁的器官，就像年轻人一样。”
胡锐颖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年轻。实际上，寻找外公17年来，他已经从一个27岁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45岁的中年人。
“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是谁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他在外公去世10周年时写道。
现在他终于看懂了外公的一生，“他曾经是抗战中流的精英知识分子，是民主革命时代的铁笔文人，也是十里洋场里富于创造性思维的出版商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血脉的延续。”在不断追寻的过程中，有无数次的瞬间，他感觉到自己与外公精神相通。
1983年，出狱后的外公自18岁离家后，第一次回到汕头老家。胡锐颖对此记忆深刻，当年12岁的他听到上海来的外婆叫他“小鬼”，汕头却没有这种叫法。那是他唯一一次见到外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