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蔡力行没有随报社迁往南平，他被派到当时福建的战时省会永安，受任《东南日报》驻永安特派员兼办事处主任。
几十年后，胡锐颖来到永安寻找外公的足迹。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高熊飞。
1943年11月4日，日军空袭了永安县城，高熊飞和母亲在这次空袭中失去了各自的右臂。那时外公也在永安。
他和高熊飞商量后，决定把永安的这段历史做成纪录片，搬上银幕。
胡锐颖当时已经从国企辞职，自己做起了外贸生意，“再不济一年也能赚几十万元”。
“有段时间我在广州的布市做纺织生意，那里商人每天都盯着顾客，哪怕是一分钱也要盘算着怎么赚来。我在那个市场里，看着来往的人群，耳朵里全是讨价还价的声音，但我还是想着外公的那些事，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胡锐颖清楚这不是他想要的感觉，2007年时，他关掉自己的门店，背上背包，成了一个专职的“民间历史研究者”。
经人介绍，他在深圳大学找到了一位老师，做他的纪录片导演。
在纪录片导演郭海涛的印象里，胡锐颖没有45岁的人常有的沉稳，看起来更像一个风风火火的小伙子。无论到哪里，胡锐颖都会背着一个双肩包。书是里面永远不会少的东西。
只要有机会坐下来，他就会把话题引到历史上，然后滔滔不绝。
郭海涛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胡锐颖时的情形。那时郭海涛要求看一下关于“永安浩劫”的资料，以便评估片子的可行性。第二天，胡锐颖就出现在了他的办公室楼下。
“他推辆自行车，后面挂了个大袋子，里面满满都是文档。”郭海涛把手臂张开，比画出袋子的大小，“每一张纸上都贴有标签，重要的内容还会折起来。”
本来完全没有看上这个题材的郭海涛一下就被胡锐颖震住了，“在深圳，身边的人都在讲究投资回报，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还能有这么纯粹坚持自己热爱的人。”
他们一起坐火车去福建永安，几个小时的车程，“全在听他一个人在讲沿途的历史。”
有次郭海涛和胡锐颖去一家很有名的餐馆吃饭，饭菜还没上来，胡锐颖就“进入状态”了。“最后我们都吃完了，他自己的一点都没动，还在手舞足蹈地讲历史。”
郭海涛和他一起去过一次中山大学，看到那些名人雕像，他会“朝圣”一样跑过去。不顾周围人的眼光，兴奋地列出大师们的种种成就。
去年，这个已经44岁的中年男人终于如愿考上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他说很多同学都找不到研究选题，但他的选题多到不知道要先做哪一个才好。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发了三篇课程报告”。
在郭海涛看来，胡锐颖就像是这个时代的“痴人”。他自费拍纪录片，前后花了30多万元。他放弃所有事业，仅凭之前的积蓄“全职”寻访外公的过去，发现躺在某些角落里的历史。
“他有那个时代青年身上的天真和理想主义。”在与胡锐颖合作两年后，郭海涛如此评价这位朋友。
五
在永安市博物馆，胡锐颖找到的关于“永安大轰炸”的资料十分有限。
为了找到亲历当年大轰炸的老人，胡锐颖和纪录片导演郭海涛在当地老人聚集唱歌的地方广播，告诉他们摄制组在招募当年大轰炸的亲历者。
他们本来对这次招募不抱什么期望，但第二天一大早，在约定好的市博物馆门前，十几位老人早就等在那里，其中几个是从几十公里的乡下坐公交车特意赶来。
“他们也没想到会有人还想知道这些事，即便对自己的家人，几十年来他们也很少讲起那段经历。”在拍摄时，郭海涛发现不少老人都流下了眼泪。
有老人记得，防空警报响起时，爸爸把一家人聚在一起，告诉他们抓紧逃命，“能活一个赚一个”。轰炸结束后，防空洞里一片漆黑，爸爸开始逐个点名，大哥二哥小妹都答应了，叫到妈妈时，却没有了声响。
“我们都不说话了，知道妈妈不在了。防空洞里谁也看不到谁，就听到有哭声。”这个老人对着镜头，牙齿已经掉光，放声大哭起来。
也有人记得轰炸开始时，自家的3头牛吓得钻到水田，“牛都怕”。
还有老人记得飞机俯冲下来时尖利的呼啸声，“飞机冲着头顶飞了下来，扔下几颗水桶粗的炸弹就又飞上去了。”轰炸结束后，这个老人看到家门前的小溪里，躺的全是尸体，溪水都被染成了红色。
“什么叫血流成河，这就叫血流成河，你没见过真的不能理解那种惨状。”老人对当时的情形记忆深刻，他告诉胡锐颖，这么多年他们没机会说这些，也没人愿意听。
“如果那些亲历这场灾难的人都去世了，史料记载又少，这段历史不就这样消失了么？”胡锐颖说，“历史是人的历史，个体的经历也应该被记录。”
大轰炸时，外公蔡力行一家住在永安城南门口附近幸免于难。轰炸结束后，蔡力行发现一位朋友全家大人悉数遇难，就将他们两个无人照顾的女儿抱回家抚养。
东南战事吃紧时，日军又在西南地区发动湘桂战役，当时留在桂林的大批文化人需要撤退。蔡力行在报上看到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著名进步作家张天翼贫病交迫的消息，又知道著名进步作家王鲁彦、木刻家万思不幸逝世家属生活困难的情况。决定由《联合周报》出面组织募捐，发起了“援助贫病作家运动”。
轰炸次年，他在永安创办了《联合周报》。因为经常邀请茅盾、黎烈文、金仲华等当时鼎鼎大名的人物为报纸写稿，成为东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一份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