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26年,胡锐颖越来越跟不上这座城市的节奏。
他赶上了深圳“最好的时代”。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顶层发表“南方谈话”时,他在不远处的深圳大学读大二。往后的日子里,深南大道“过一段就变个样”,郊区成了“核心商圈”,摩天大楼的制高点从160米,刷新到了600米。
他是“崇商重商”的潮汕人,每隔几年,身边就会有同学朋友变成“CEO”或者“大老板”。
在这个崇尚务实和效率的城市,几乎所有人都在追赶深圳的变化,他却埋头往回走。他辞掉国企的工作,放弃自己正在壮大的生意,终日泡在图书馆,研究历史。
如今在45岁的年纪,他所有的成就,不过是堆满屋子的旧报纸、旧杂志和一些博客里阅读率只有三位数的文章。今年7月,他自费拍摄的一部关于抗战时期“永安大轰炸”的纪录片《永安浩劫》在某门户网站上线。这个前后耗费了6年时间的片子,评论数一直停留在16条。
他一直努力寻找他的外公,一个生活在抗战时期的年轻人。
自2000年开始,胡锐颖从一些老人缓慢的讲述里,从散发着尘土味的旧报堆里,一点点拼凑出外公的形象。他发现外公是个“民国报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与众多著名或非著名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在炮火和各种漩涡中走到时代的前沿。
他和外公,两个时代的年轻人,一个向前,一个向后。他们几乎素不相识,但通过血脉和某种精神上的联系,等待着最终的相遇。
一
大学毕业后,胡锐颖到了深圳一家国营外贸企业工作。那时他总能听到蛇口“开山”的炮声,在靠近深圳湾的地方,曾经的小山包变成了连片的工业区和堆满集装箱的货场。也正是他毕业那年,14岁的深圳特区超越百年上海,首次成为中国外贸出口总额最高的城市。
他所在的企业也赶上了这趟快车,“是当时深圳最有名的几家外贸公司之一。”他因此过上了不少人羡慕的生活:收入体面,生活安逸,“轻轻松松就能把钱挣了”。
“下班不是去酒吧,就是去打保龄球。”胡锐颖回忆那段日子,“时间久了,感觉整个人都很空虚。”
往后的几年,他升职、涨薪,一切都像父母期许的那样。只不过,他的生活依然一成未变,也一眼望不到边。
1999年,他忽然接到外公去世的消息。可对他来说,“外公”几乎没在他生活中出现过。失去了远在上海的外公,“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陌生的亲人”。
这条消息甚至没有激起他生活的一丝波澜,他很快就忘掉了这件事,生活平静如常。
直到母亲从上海奔丧回来,带回了外公唯一的遗物——一本《老报人忆〈东南日报〉》。他才发现自己的外公竟然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报人,和胡健中、钟沛璋、查良镛(金庸)等人的名字出现在一起。
这个小时候就喜欢家里书架上那本《民国人物传》,历史课本翻得“都快散架”的年轻人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他想搞清楚外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只是连他都没想到,在广州孙中山文献馆那些早就发黄变脆的旧书报里看到外公的名字时,他竟然有种“浑身像过电一样”的感觉。
那是他从没有过的喜悦,“感觉自己扒开一段历史,而且这段历史还和自己有联系。”
在他找到的资料里,外公的名字“蔡力行”,最早出现在汕头《岭东民国日报》上。那年他只有16岁,因为家道中落,还在读初二的蔡力行被迫辍学。他在报社找了份谋生的工作,成了当时汕头两个最年轻的记者之一。
这是蔡力行第一次离家,迎接他的却是一个乱世。那是1932年,广东虽然太平,但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同年上海守军遭到日军袭击,“一·二八事变”爆发。
通过报纸,这个16岁的少年与发生在远方的战事联系起来。那时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不久,他只能通过微薄的工资勉强糊口,虽然物质极度匮乏,他仍然满怀激情,谈论战争局势,发表救亡文章。
这些“连家人都不知道的往事”,都是胡锐颖在全国各地图书馆的角落里发掘出的。他很快就迷恋上了这种感觉,几乎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搜集外公的资料上。当时工作不用坐班的他,“一周至少花3天时间在这件事上。”
那时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贸行业正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发展。胡锐颖却变得越来越慢,他可以待在图书馆里一整天“一动不动”。他扎进旧纸堆里,朝着那段历史越走越深,任凭外面的世界变化有多快。
有时他也会跟别人谈论起这些事情,可“每次都会被当成外星人”。他发现,离历史越近,就离自己的时代越远。
二
1934年到南京后,蔡力行负责“中国学生生活社”总社的工作。他很快就接办了生活社的《学生生活》月刊,他主编的第一期杂志,就出版了革新号——学生救国运动特辑。
在卷首语《革新的话》中,蔡力行写道:“我们青年是未来社会的推进机,是未来国家的主人翁,对挽救世界危机、复兴中华民族,责无旁贷。”
在蔡力行的主持下,这份青年杂志从一个内部刊物,变得活跃激进起来。从国内的抗战局势,到国际的政坛变幻,杂志都有涵盖。相比16岁时在汕头当小记者,此时的蔡力行已经拥有了更大的舞台,更加宽阔的眼光,也更靠近那个时代的最前沿。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胡锐颖用这句古诗来形容外公的气质,“他们那代年轻人,书生论政,忧虑中国的出路,以家国为己任,血脉贲张而无惧无悔。”
1937年,川甘豫三省连遭水、旱、火灾,灾情惨重。学生生活社发表呼吁书,代表灾民向海内外各界募捐救济。
同年7月,蔡力行调任粤汉铁路南段管理局指导员,负责广州、曲江等站。他从南京沿长江逆流而上,船到汉口时“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上的战火瞬间点燃了他的情绪,在船上他高呼政府应立即对日宣战,全国各界要团结抗战到底。
就这样,因为北方战事吃紧,他成了当时中国众多南迁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而他的目的地广州,也很快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文化中心之一。
直到今日,广州还保存着大量抗战时期的文献。因此广州成了胡锐颖最常光顾的城市。
除了广州,他还常年往返于上海、福州、杭州、北京等地,在这些城市的图书馆里搜集外公的资料。为了节省时间,他时常早上带着两块面包进馆,直到闭馆时才出来。老报纸不能复印,他把报纸摊到桌子上,站起身用相机一张张拍下来,一拍就是一整天。
他要经常去图书馆的特藏室,翻阅民国时期的旧报纸、旧杂志。几乎每次打开,就会发现上面落满厚厚一层灰尘。因为气味大,他总是一边翻报纸一边捏鼻子,灰尘就会进入鼻腔。十几年下来,他因此患上了过敏性鼻炎。再去图书馆,他就会戴上口罩。
最疯狂的时候,他几乎“整天都在做这些事”。他甚至在公司办公室里整理旧报纸,有次被老板撞见,“吓得半死”。后来他干脆在国企改革中辞掉工作,利用更自由的时间研究历史。
每到一个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县城,他先去的就是当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他甚至跑去古玩市场,用半个月的工资买回三张旧报纸。
他曾从一个民间收藏爱好者手中,花了1000块钱买下了对方整套的《申报》拍照版。回家后他把照片铺了整个屋子,逐字逐句研究。
为了搜集《大公报》资料,他曾跑到南开大学,找学生借了图书馆密码才看到。
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他找到了一本名叫《民族革命》的小册子。这是全国图书馆保存的孤本,从书柜里取下来时,这本经历70年战火和浩劫的小书已经残缺不全。
那是1938年年初,外公在广州创办的刊物。当时“七七事变”爆发不到半年,北平、天津、上海相继沦陷,全国多地告急。刚刚在广州安顿妥当,外公就创办了这份半月刊。他在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关于政治动员诸问题》,呼吁各界联合抗战。
翻开这本小册子,胡锐颖惊讶地发现,在同一期,外公还转载了共产国际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运动》一文。虽然当时正值国共合作蜜月期,但这样的言论依旧“危险”,无异于公开承认这份刊物的“左倾”立场。
除了自己办报,蔡力行还在各大报纸发表时政文章。当时《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这份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报纸,带着明显的红色基因,蔡力行被邀请为报纸的特约时论撰述。
胡锐颖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肃清一切黑暗势力》《巩固抗战统一战线》等文章下面,署名是“蔡力行”时,他怔了半天,捏着报纸的手不知在空中停了多久才放下。
后来胡锐颖去中山市的展览馆,看到很多当时有名的“左派”人物都出现在《救亡日报》里。
“他是个复杂的人,他左派的朋友和右派的朋友一样多。”在追寻外公多年后,胡锐颖这样评价,“他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有时甚至会左右摇摆,但他始终都把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当成第一要务。”
“人的一生是个矛盾的结合体,并非单一的脸谱化、神圣化、或妖魔化,在那些惯于套用简单的公式来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覆盖下,某些真实的历史长期错误地被表述着,被掩盖着。”在一篇博客里,胡锐颖写道。“真实历史总会比单纯想象更加复杂吊诡,精彩纷呈。”
胡锐颖说他要做的,就是“走出空洞抽象以至虚妄的概念,还原其真实而笃定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