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对外交往面临的主要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陕西对外交往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效果比较明显，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取得新突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积极进展。但反观陕西对外交往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切实予以解决。
对外交往实践日益拓展与对外交往认知不够的观念困境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时指出，“开放不足是制约陕西发展的突出短板”。由于陕西地处祖国内陆，近代以来受到国外风潮的侵染就比较少，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陕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种种原因造成陕西人思维上整体偏于保守，思维上的保守限制了陕西的对外开放和交流，从而制约了陕西对外交往的深入发展。一是对外交往“高高在上”的观念。传统上，国家是对外交往的主要行为体，“外事无小事”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习惯于将对外交往视为“高高在上”的国家大事，认为中央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居于绝对的主导性，地方对外交往无足轻重，难有大作为。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这一认知偏差在陕西有关部门和人员中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二是地方对外交往就是迎来送往、交友联谊的观念。将地方对外交往矮化和窄化，认为地方对外交往就是搞好接待，做好迎来送往，保障好领导出访调研。多年前这种观念在陕西地方外事部门中也比较普遍，这种滞后的观念至今在政府机构和全社会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三是地方对外交往就是外事部门事务的观念。缺乏总体外交和“大外事”的理念，将地方对外交往囿于外事部门的事务范畴，政府各部门、企业、民间、个人尚缺乏协调合力做好地方对外交往的意识。
对外交往需求增大与对外交往能力不足的能力困境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了资源、能源、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 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中外政府、企业和人民等各个层级之间的广泛接触和沟通交流，对外交往需求急剧增大。对外交往需求的增大对地方对外交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之下，陕西对外交往能力呈现出明显不足。一是承接大型主场外交的能力有所欠缺。虽然陕西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届欧亚经济论坛等较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但是举办诸如“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样的国家重大盛会还是有所欠缺。一方面硬件设施有待提升，另一方面是市民的外事素养、翻译人才、相关外事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以及城市的国际化水平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掣肘。二是议题设置的能力有所欠缺。一方面体现在未能较好地利用在陕西举办主场外交的机会，设置更多更好的议题促进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另一方面，陕西各级政府、各类团体和大型企业尚未较好通过参与如气候治理、人文交流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组织、国际协议、国际会议，积极介入国际社会，参与和设置相关议题，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在境外进行对外交往能力尤为欠缺。“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更多的陕西企业和人员等走出国门、走向海外，陕西在海外的利益存在显著增强，鉴于中央政府外交资源的有限性，确保海外利益安全成为地方政府的全新任务。目前，陕西省已经建立了“一带一路”境外安全保障机制，陕西省委外办也成立了领事处专门负责陕西海外人员和利益保护工作，但面对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和不断增加了领事保护任务，陕西在境外进行对外交往的能力依旧显得不足。如何立足自我为驻外企业拓展业务提供外交支持，如何更好地保障驻海外企业、人员的安全是当前陕西对外交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对外交往本身所具备的专业性和政策性与对外交往专业化水平不够的知识困境
“外事无小事”，对外交往不同于一般的国内交往，需要把握国家外交政策、明晰外交礼仪、掌握外交技巧、熟悉外交语言，是政策性和专业性极强的事务。地方对外交往的独特性在于在看似比较平常的经济、人文等低政治的对外交往事务中如何正确坚决贯彻国家的外交政策，这就必须努力提升地方对外交往的专业化水平。从陕西实际来看，对外交往实现专业化还有比较长的路子要走。一是对外交往的专业化人才缺乏。以肩负陕西主要对外交往使命的各级政府外办来看，工作人员中大多是非科班出身，懂外语的干部有一定的储备，但是学习外交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专业出身的人员比较少，特别是许多地市外事部门，在这方面的人才几乎为零。而统战、商务、发展改革等涉外政府机构以及有海外业务的大型国企中此类人才更是少之又少。二是对地方对外交往的研究不足。陕西在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实践中，面临诸多新矛盾、新问题，如陕西企业走向“一带一路” 国家的安全风险防范，地方政府如何妥善处理涉外事件，如何激发地方民间外交的活力，如何推进西安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建设等这些都需要加强研究， 探索有效的应对方法。从实践来看，与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川等省市相比，陕西在地方对外交往研究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可以指导实践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陕西目前既没有成立专门的地方对外交往协会，也未有专门研究陕西地方对外交往的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