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做家”实践的新变化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定居在不同国家的人主要是通过收发信件来沟通与联络的,而随着万维网的出现和4G移动通信网络的全球普及,印度华裔突破地理空间、国籍身份、经济属性以及政治认同的限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构建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新“家”。

一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的“做家”需求。

印度华裔人口数量少,且分散在世界各地居住,而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整合“祖先之家”“心灵之家”以及“生活之家”,让他们无论身处何地, 他们也能有一个维持祖先认同、族群认同以及身份认同的象征性“家”。

虽然印度华裔可以“像季节性迁徙的候鸟”一样定期在多伦多和加尔各答居住,但是随着年龄增大和身体状况不佳,这种动辄十数个小时的跨国飞行模式并不可持续。而通过发布个人动态、日志发布以及在线聊天等方式来与世界各地亲友保持联系,建立一个自我表达和关系维护的空间,特别是在祖先之家与生活之家进行无痕切换就显得十分必要。

对于那些从国内农场离开并最终定居香港的印度难侨来说,一个心灵之家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直到2004年,印度难侨才在香港成立了“香港印度华侨联谊总会(印侨会)”,因为他们共同的身份除了德奥里拘留营的幸存者外,还曾经都是各个华侨农场的职工或者家属。

二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的“做家”内容。

2016年以来,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Wechat等社交平台支持视频和照片上传,那些生活在祖籍国或其他地方的人可以通过即时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费用的手段来进行沟通,从而把全球真正连接成为一个时时互通的“地球村”。

截止2017年9月,在脸书以“来自印度的客家(Hakka from india)人” 为名注册的用户人数为2044人,人员分布在瑞典、奥地利、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年龄最小的28岁(一个打算做印度客家研究生的在校学生),绝大多数为60多岁,最大的为84岁。除了那些只有基本信息的僵尸用户外,大多数人的消息长期没有更新,偶有的动态就是上传家人出游或者外出用餐的照片,但是其中也有互动较为频繁的群体,他们或者是退休的牙医、中餐馆的前老板或者现在还在做生意的商人和开旅馆的老板,除了上传简单的生活照片外,他们还用大段文字来讲述自己的家族历史与移民故事,如父辈前往印度时的种种细节、母亲如何在旧中国街上摆早点摊、自己来到北美求学与打工的经过以及生意场上的起起伏伏等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电子邮件、网络聊天室、网络论坛、博客等多种多样的信息网络为媒介的交往行为发展起来,并深入渗透到日常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德奥里拘留营的幸存者们除了建立自己固定的网站外,还定期在诸如新天地论坛、铁血网、三泰虎等论坛发表和张贴回忆性文章,引发《英国经济学人》《美国之音》《德国之声》《洛杉矶时代周刊》《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以及《大西洋周刊》等进行相关报道。

三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线上线下(online to offline-o2o)的“做家”方式。

创立于2004年的Facebook除了成为私人记录生活和展示个性的网络舞台外,它还是一个联系朋友的新型社交工具,使得人们将线下的实时状态和日常生活搬到人人可观看的线上平台,由此形成了一个有别于现实场景的社交氛围,印度华裔具有象征意义的“家”就是通过这种线上线下方式构建的。

1993年,加拿大印度华裔联谊会在多伦多成立,会员500多人,大多是从印度移居多伦多的以经营印度客家餐为主的客家人。以“来自印度的客家人”为名称在Facebook上注册的用户包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印度客家人,并不限于北美地区,但是他们之间互相加为好友,通过线上转发与交流相关信息,并通过餐馆和超市进行线下的聚会与交流。曾在多伦多居住多年的钟先生说:“在多伦多的印度客家人要比塔坝的多,每到假日在华盛超级巿场附近的雪贝茶馆,很容易找到讲客家话的老乡。现在,在当地喜庆宴客发送的帖子,已经比塔坝的还要多。我看,多伦多简直就是一个‘新塔坝’。”

除了我国内地外,印度华裔成立的社团组织大都在Facebook 、Youtube、Google和Twitter开设了用包括英语在内的多语种的网页链接。截 止2017年9月,在Facebook上以“印度华裔”“印度客家人”以及“培梅中 学”为核心词,可以找到相关名称下的注册用户人数情况,如“来自印度的客家人(Hakka from India)”用户人数为2044人,其人员分布在瑞典、奥地利、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印度华裔联合会(Chinese Indian Association)”97人;“来自印度的中国家庭(Chinese Families,India Migrated from India)”285人以及“培梅中学(Pei-Mei School)”356人。

结 语

正是为了理解印度华裔在人口全球化中的“地方制造”,我们选择“做家”这一空间制造作为切入口,通过厘清“家”的概念,揭示华裔在印度加尔各答、加拿大多伦多以及我国国内的华侨农场如何“做家”实践,这种基于特定族裔的空间实践对于理解人口全球化极具个案价值,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给予了印度华裔“做家”实践的新需求、新内容以及新形式。

本文系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17SY10021)和云南大学2018年度重大培育项目(项目编号:18YNUZDP002)的阶段性成果。

章立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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