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跨国流动为常态的现代社会中，印度华裔已在异国他乡进行建构“祖先之家”“心灵之家”与“生活之家”的“做 家”实践，而在数字的移动的互联网时代，他们把三者连接起来而成为一个整体。印度华裔“做家”实践对于我们理解人口 的全球化现象极具个案价值。
全球化是一种弥散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现象，人口迁移是其中最为普遍的形式，印度华裔的跨国迁移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研究印度华裔的全球做家实践极具个案价值。
印度华裔跨国流动的历史与现状
从有明确记载的1778年起，印度华裔开始从海路抵达加尔各答郊外，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在加尔各答市内形成旧中国街和塔坝中国城两个定居点。此后，在西隆、噶伦堡与大吉岭等多地也形成多个类唐人街的聚居区。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数次修改国籍法后，华裔的迁徙才具备跨国流动性质。
1962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后，西孟加拉邦沿边五县和阿萨姆邦的华裔被印度政府抓捕拘禁在德奥里拘留营（Deoli Internment Camp）和各地监狱中，最后这些受害者中的大部分选择返回中国后被我国政府安置在南方三省区（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六个华侨农场当中，其中一部分人于20世纪70年代后陆续离开农场前往香港等地定居。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那些留在印度的前德奥里拘留营的幸存者和加尔各答华裔开始了向大洋彼岸的北美国家迁徙，现已在美加两国的东部地区形成多个聚居地。
当然，对于那些在北美定居的印度华裔的后代来说，他们也并非只是简单的美籍（加籍）印度人，祖籍国对于他们来说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曾经的印度华裔后来移居加拿大的李桂云说：“（我是）有着华人血统且来自于印度的加拿大人或者印度华裔加拿大人（Chinese-Indian-Canadian）， 而不只是简单的加籍华人。”对于成长在中国、创业在印度、晚年移居美国的谭中来说，“我随便走到哪，人家也不问我出生地和发迹历史，就肯定我‘中国人’的符号。”
对于普通印度华裔来说，他们与祖籍国的潜在联系也会被激活，如每年的农历春节前后，有的印度华裔后代会从多伦多返回加尔各答寻找合适的婚恋对象，而加尔各答华裔青年则会返回广东省梅县去物色自己未来的新娘。正是通过联姻这种最为常见的社会交往方式，居住在广东省梅州的客家人、印度加尔各答的华裔以及加拿大多伦多的华裔结成了一张跨国居住的亲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