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全球“做家”的具体实践
印度华裔的跨国流动已是一种常态，他们在不同国家进行着“祖先之家”“心灵之家”与“生活之家”的“做家”实践。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印度华裔把三者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家”，从而创造出一个去国界化的象征空间。
“做家”是印度华裔融入当地的象征
对于印度华裔群体来说，他们要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加拿大的多伦多和国内的华侨农场逐渐建立起一个具有社会和物质空间意义的“家”，而印度华裔的“家”本身就具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首先，“家”是一个明确的地理概念。印度华裔称其为“老家”或者“祖家（祖先之家）”，许多居住在塔坝的老年华裔曾经多次返回梅县去扫墓，他们往往以这样的话作为开场白：“我有回过我老家五次”“我第一次回祖家是1986年”等。正是这种对故国家园的眷念，使得他们只要健康条件还允许的话，就会不止一次地返回梅县去祭扫先人坟茔以寄托哀思。
其次，“家”也指一种与愉快记忆和亲密关系相关的主观感受（心灵之家）。它既可以是一座实实在在的会所场馆，也可以是一个维持某种身份认同的社团或者协会，再者是一个域名注册后的网站（IP地址）或者移动互联网APP中的群组名称。
最后，“家”还指安身立命的具体生活场所（生活之家）。我们知道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实际上都是海疆华裔故乡建筑物的翻版，如李桂云所指出的，“塔坝华人把梅县老家房子的样式复制到了他们的制革厂，尤其是入口处，台阶通向宽阔的木门，铺着瓦片的屋顶悬垂在宽大的混凝土的平台上， 使它在季风来时保持着干燥。”
印度华裔在印度、加拿大和中国三国的“做家”实践
我们拟以加尔各答华裔在塔坝的“祖先之家”、大多伦多士嘉堡的“心灵之家”以及云南华侨农场的“生活之家”为例，分析印度华裔全球“做家”实践，从而探索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做家”实践的新变化。
一是印度华裔坚守塔坝的祖先之家。对于印度华裔来说，他们在18世纪晚期从我国内地沿海省份进入印度，大多数人是打算赚够了盖房、娶亲和养老的钱就会返回老家生活，并没有想要长期定居加尔各答。对于那些不能回到祖籍地而客死他乡的人来说，当时通行的做法是把他与相同籍贯的人一起葬入义山（中式墓园），再在墓碑上刻上籍贯与姓名，祖籍地就成了他们从生到死都无法摆脱的标签。加尔各答华裔在塔坝生活了数代人之后，原先那种以籍贯地作为建构祖先之家的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他们开始把埋葬祖父母或者父母的土地视为自己的“根根”。虽然加尔各答华裔的人数因外迁一直在减少，但是其中还是有不少人选择了留下。2012年受访于加尔各答塔坝的李先生说：“我出生在这里。我的父母都葬在这里。这就是我的家。”
二是印度华裔以“德奥里拘留营协会”作为心灵之家。从1963年起， 德奥里拘留营幸存者就开始以难民身份前往加拿大，其中大部分落脚在安大略省大多伦多市的士嘉堡（Scarborough）和宾顿（Brampton）等地，他们的共同身份就是“德奥里难友（Deoli Camp wallah）”。每到夏天的时候， 这些德奥里幸存者及其后代都会在士嘉堡举行聚会，一开始他们只是出于保持个人友谊的联谊目的，刻意回避自己曾经被监禁的历史，以免给留在印度的其他家人带来麻烦。2010年5月，德奥里幸存者在加拿大注册成立了非盈利民间机构（印度华裔）“德奥里拘留营协会（Association of India Deoli Camp Internees 1962－AIDCI）”。近年来，这些幸存者及其后代频繁出席由各类智库和大学在新德里和加尔各答举行的交流会，向公众讲述自己当年在拘留营的故事，希望学术界和媒体能够影响印度政府给予他们一个迟来的道歉。
三是印度受难华裔（难侨）扎根云南农场的生活之家。从1963年4月至8 月，我国政府分三批从印度撤回难侨及其部分外籍配偶安置在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华侨农场当中，当年这些难侨只想着借土养命，能在农场有个暂时安身的所在，不想经过数十年的农场生活后，他们从一无所有到拥有土地房屋且儿孙满堂，最终在这片曾经陌生的土地上完全落地生根了。1963年，当印度难侨回国时，行囊空空，吃的、穿的、用的都由我国政府的汕头接待站提供，等到了各省区的安置地时，再由农场为其提供住房，发放家具与包括棉被、蚊帐、棉衣、卫生衣裤等在内的生活物资，远远高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放松了因私出国的政策审批以后，那些有亲属关系在香港或他国的难侨纷纷提出出国探亲或者继承财产的申请，印度难侨出境的主要目的地就是香港，随后一部分人又开始迁往第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