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是源自西方世界的舶来品，它的起源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中国人采用了它的概念，但没有吸收它的宗教部分，而是将公共外交本土化，发展成一种世俗性质的公共外交。中西方公共外交的话语误解很大程度上来自宗教话语与世俗话语的差异。本文通过研究公共外交在西方世界的宗教起源与在中国的世俗运用，分析两种话语争端的由来。
公共外交的宗教起源
公共外交最早的词汇是propaganda，源自17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进程，罗马教廷成立传信部（Congregazi della Propaganda Fide），负责在海外传播基督教。
然而，早在传信部成立之前，基督教的传教行为早有渊源。古早时期的宗教需要通过传播扩大它的影响力，教士们需要通过传播来证明基督教的超自然属性。基督宗教不是一个古老的国教，而是一个新的、普世性的宗教。基督的信徒来自各民族，基督宗教甚至说它要征服全世界，要排挤其他的宗教。
在4世纪，基督徒已经遍布小亚细亚、马其顿、叙利亚、非洲西北部、亚美尼亚、埃及、西班牙和高卢南部等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 派教会为求得生存延续，承认“蛮族”建立的国家，向“蛮族”传教。
宗教改革使得宗教适应资产阶级的需求，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扩展，地理大发现时代，宗教传播伴随着资本流向世界范围。基督教一开始就越出民族的范围进行传教活动，欲使全世界各民族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这个过程遭到了抵抗，基督教没有放弃传教活动，而是将重点转变为文化教育事业，其目的依然是将其他民族的异教徒的思想西化，让文化征服的进程服务于经济目的，乃至政治目的。
宗教话语公共外交的特征
以拯救世人作为外衣
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宣称他们可以拯救世人，将其他目的包裹在救世之中。这样的举动的确给信徒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树立行事背后的意义， 促使信徒积极行动。然而，这样的举动也有无法避免的负面影响。
公元十一世纪中叶，漫长的十字军东征开始，西欧荒年多发、人民相食、生灵涂炭。基督教给了走投无路的民众心灵支撑，同时，教会宣布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可以免受炼狱之苦直升天堂，大量贫民于是参与其中。但这也导致了教会的腐败，他们借由高超的口舌技巧，说服民众将土地给教会抵押借款，教会由此兼并土地。巨大的利润导致了人性的阴暗面，教会上层好战且贪婪，向富庶的东方进发，不仅从宗教信仰上，而且从对财富的欲望上都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追求。
宗教改革后，加尔文教派倡导人追求现世的财富与成功，用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其实质是用宗教话语为资本家谋取利润的行为塑造合理性。在这种信仰的指导下，新航路开辟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行为更有宗教精神的基础，攫取利润不是为了自我庸俗的享乐，而是为了证明上帝的恩荣。
具有宗教强制性
公元496年，克洛维下令全体士兵皈依罗马教会，令百姓放弃对祖先的崇拜，同时在向其他地区的征服过程中，要强迫被征服的居民信仰基督教。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不仅要使基督教成为实行统治的精神支柱，而且还要使基督教成为广大百姓的精神枷锁。
同理，在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基督教认为自己代表的是普世价值， 理应推广给全人类。例如葡萄牙人将基督教带入非洲后，不承认非洲传统宗教的神职人员，诸如占卜者、驱魔者和长老等。一神论的信仰使基督教的信徒认为：“圣经中的那个上帝，才是唯一的上帝；圣子耶稣才是人类唯一的救世主；而教会则是神的恩典唯一被施与的地方，教会之外得不到灵魂的拯救。”
这样的单一神话语使得西方宗教话语下的公共外交缺乏包容性，难以与当地的文化达成互相尊重的平等交流。它执着于自我构造的话语封闭的世界，外界的任何事物只要不被同化，便被归为异类。
宗教上所谓的普世话语也导致了西方世界政治上的普世话语，他们追求将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一旦与其政治制度不一致、意识形态不一致、发展模式不一致，便采取别样的审视目光。他们试图用能解决一切的普世框架，去解释任何不符合他们心中的差异事物。
这样的特征使宗教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功能。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各种非传统因素涌现，全球治理的协作需求不断攀升，宗教单一神的封闭性质已不再适应全球各个国家间对话合作的需要。
对世俗世界的强烈批判
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认为：“上帝所选择的得救的人构成了上帝之城，而为上帝所摒弃的人则组成了世俗之城的社会……自私自利的‘爱’已发展到了连上帝都不敬的地步，各种为了自私自利目的的冲突，甚至诉诸暴力的行为，使世俗之城成了罪恶的渊薮。”
宗教话语在推广的过程中，带有对世俗的强烈批判，这样的文化基因流传至今。新冠疫情时期，西方世界由于宗教思维去世俗化的影响，认为人因有原罪而败坏，因此无法自救，人的生命应该交由上帝掌管。西方宗教话语下的世界不能理解世俗文明重视拯救生命的努力，指责中国为了操控民众才借口疫情对民众的自由加以限制。相较于世俗话语，宗教话语不落地现实、不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偏爱谈论理想的模式，批判不符合他们理想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