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庚子之变与辛亥革命相隔十余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面临二千多年来之大变局。“自开商埠”是清末民初国家主动采取的口岸开放政策，借以摆脱困境、发展实业、振兴商贸，融入世界。张家口作为中国北方的商埠要地，其口岸开放从清末察哈尔都统诚勲呈奏，至民初察哈尔特别区都统田中玉完成准备程序，困难重重历经十年之久。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国势羸弱外交无力的时期，张家口开埠过程屡受涉外关系制约，在近代中国“自开商埠”史上鲜见。
河北省张家口自清中期至民国早期，凭借着优越的区域地理位置已经演变为旅蒙商贸与中俄恰克图外贸的重要集散地，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1918 年张家口至库伦公路汽车客货的营运，利好条件对于中国北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面临大变局，励志图新增强民族经济实力，改善内外环境以渐进融入世界，亦为国家上下所共识。本文通过档案、文献史料调查，以清末民初应时政府对于张家口城区开埠的不同政策，简要考述百年前这个北方内陆城市开埠历程中的涉外关系。
清廷外交难点与察哈尔都统呈奏被拒
清代中国与世界的商贸往来，乾隆二十年后始有一口通商，鸦片战争带来了屈辱的“约开商埠”五口通商。进入二十世纪，庚子之变与《辛丑条约》，致使中国处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清末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自开商埠”为其一之策。近代史学家朱英指出：“一般说来,外部因素往往是促使近代中国某些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初动因之一,但何时变以及怎样变,却又常常取决于中国内部因素的作用……。由于自开商埠的各方面管理权均属于中国,并且不得设立丧失主权的‘国中之国’之租界,故而具有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自清代起始，作为中国北方重要商埠的张家口，有一段明代长城成为了一面重要的“界墙”，形成了“口内”与“口外”二个地界，亦即“关内” 与“关外”之别。而其内、外地位轻重不一，行政辖治权各有其属。郭蕴深依据中俄两国自1860年11月4日至1881年2月24日之间签订的五件条约中，指出俄商“获取在张家口建造铺房行栈的权利，但最终未能设立领事官，也未能像中国其他通商口岸一样成为一个开放的商埠”。此处“张家口”所指为“口外”地界，这是清廷面对俄国强势压力的一种妥协，始终拒绝俄商进入“口内”城区。
清后期，清廷坚持“口内”城区不对外开放的政策，但是由于清末外国洋行借本地商号之名涌入张家口城区，形成了“开埠效应”，由此“口内” 的开放成为清政府的外交难点。
对于俄商在张家口长城以外独家开设茶栈而得利益，早已引起日本的不满。1904年日本人《论开张家口为商埠》做出表达：“俄已图掩有蒙古、欲握张家口要冲之地，……虽然天下之事不能豫睹其将来，不若当今之事中国自开该地为万国通商之地，以绝强邻窥伺之志。”俄国极不满意日本人图谋打开张家口城区为“万国通商之地”，1905年俄外交部照会中国云：“闻贵国有开张家口库伦为商埠之议。……张家口亦为俄商出入要道，非寻常海口可比。今无端胡开商埠，是有意侵损俄商利益，决难承认等语。”
近代以来，沙皇俄国与日本帝国作为中国的两个“强邻”，同在“窥伺”张家口的地理地位与商贸业利益，两国间的“角力”公开化，令清政府无法摆平陷入困境。即使在清末新政下，光绪33年（1907年）时任察哈尔都统诚勲呈奏张家口城区“自辟商埠”后仍被拒绝，清廷明示：“臣等查张家口地方向为西北商旅来往之孔道，现在京张铁路将通，……商务必益臻繁盛。该都统所奏自系实在情形，惟开埠通商事关交涉，虽自辟稍可保主权，而内地究不同口岸，当此治外法权尚未收回之时，多一商埠即多一轇轕。”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国势羸弱外交无力，清廷官员对于张家口城区的对外开放采取了较为消极的态度，在涉外关系上尽量避免与列强之间的“轇轕”纠缠，并对外解释：“外务部会议开放库伦及张家口之事，以今后若开放，恐生俄国之疑，因决议俟和局定后再行商办。”在商贸方面也畏手畏脚，“难保各国不思利益均沾，指地贸易要求。……势不能不预拟一切变通办法，以资对付”。因此杨天宏指出：“近代中国的口岸开放偏重政治及外交的考量，开埠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造的重要手段，但也有可能转化成国人尤其是统治者担心的‘开门揖盗’之举。”在此问题的权衡上，清政府陷入了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