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制度的现存问题及原因思考
发言人制度与媒介环境关系不协调
新闻发言人制度与现有的媒介环境出现了“不适应”的现象。首先，传统的宣传模式不适应媒介商业化的主流思想。传统主流媒体曾经在媒介市场的优势就是通过政府的权威影响力，成为新闻信息的发布者，加之政府议程的传播性质为单项传播，媒介还处于政府公共事业体系当中，记者对官方发布的新闻不需要进行信息的筛选和“把关”，媒体也无需得到公众的反馈。如今媒介技术不断发展，新的传播方式层出不穷，打破了以往的传播格局， 加剧了媒体之间的商业竞争。随着媒介向集团化的经营管理体制转变，媒体不仅要做好党政的喉舌，也要考虑媒介自身的生存环境。与市场化的媒体记者敏锐的新闻能力相比，传统靠财政供养的媒体能力有待自我提升。
其次，政府宣传的议程设置需要与信息全球化的媒介环境进行长时间的交融。国外许多强势的传媒集团已经通过入驻中国而潜移默化地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如BBC、CNN、默多克等传媒集团。中国对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扩张由来已久，可事实上，西方文化在中国早已强融到了公众的理念当中，让很多国人意识到，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已经逐渐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如何用恰当的传播方式来回应西方社会对我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信仰质疑，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来说既是烦恼更是成长。
发布范围模糊，缺乏机制保障
当前我国的发言人角色属于行政部门官员。对于信息公开的要求，很多政府官员对其理解还停留在属于行政命令下达的层面，发布的内容很多属于“软新闻”，无关痛痒，并不能引起公众足够的注意。不少新闻在发布之前并没有经过政策与信息的整合、制定传播议程和公众关注效果的追踪，所以大部分新闻发布会实质上变成了政府官员的工作总结。然而，政府在制定出应对各种突发危机事件的措施之前，还需要做很多相应的工作。譬如，现实状况是许多应对措施并非按照发布流程按部就班地制定，而是要视新闻发布的具体情况而定。政府新闻发言人还不能很好地把握如何在恰当的时候公开信息，有些信息一旦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无论信息在当时需要公开与否，都会导致新闻发布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不敢直面，选择“失语”，言之无物，避重就轻，新闻发言人难免会感到捉襟见肘，缺乏控制信息公开程度、公开范围和以何种方式公开的实战经验。
“官本位”思想浓厚，服务意识薄弱
中国新闻发言人不同于西方的一点就是，政府新闻发言人是伴随着行政职能建设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新闻发言人的“官本位”思想较为浓厚。发布会上发言人喜欢以信息掌控者的姿态与记者对话，居高临下，殊不知在信息传播全球化和受市场影响信息同质化的情况下，已发展到媒体可以逐步操控话语的地步。如果新闻发言人以“官本位”思维方式与记者打交道，那么政府往往在媒体的选择上就会失去客观性。在政府与媒体博弈的关系当中， 任何一方都希望能够掌控信息发布的主导权，政府如果用行政管制的心态与记者交锋，无形中削弱了政府为公的服务意识，没有及时地关注民众关心的问题，造成了很多时候政府的议题并非是媒体的议题，因而也就无法转化为公众关切的话题。一些西方媒体并非像国内官方声音强调的主流媒体那样， 在对待新闻发言人的提问策略上深谙其中的“潜规则”，在新闻发布会上每次都是发言人眼中的宠儿。西方媒体对待中国新闻发言人的态度往往比较冷静，发布会上对发言人的提问通常会比较尖锐，所以某些新闻发言人比较排斥这样的记者，往往将他们的问题“打入冷宫”。从另一方面看，新闻发言人这种“自以为是”的一言堂行为造成了对信息的损伤，限制了公众获知信息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