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新思考：挑战与应对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一方面，“跨国传染病的威胁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使整个人类陷入一个单一的微生物的海洋”；另一方面，各国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随着全球面临的公共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医院船的职能范围也逐渐拓展到应对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安全合作，如何向世界说明本国军方的政策、展现本国公共卫生的治理水平、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并最终取得他国的认同与合作，是全球化时代给所有医院船提出的全新课题。
首先，海军医院船应适应公共卫生外交的需求。安德禄•普里斯•斯密斯认为，国家能力的一个关键衡量指标就是看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对付传染病爆发的能力。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美国面临的一次最大的国家公共安全危机，为缓解医疗资源匮乏，美国调动了大型海军医院船。然而，被民众寄予厚望的医院船虽然宣传力度很大，但作用却微乎其微。究其原因，一是医院船不具备传染病房要求的隔离负压病房的条件；二是医院船的密闭环境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任何疫情的爆发都可能迅速蔓延，并使船舶的运作陷入瘫痪；三是医院船能力主要针对战伤等外科手术，这使得医院船在面对大范围传染病时捉襟见肘。“和平方舟”虽然排水量及床位不及“仁慈”级，但中心负荷吸引真空系统、制氧系统、专业化病房、全新网络、污水和垃圾排放处理系统比“仁慈”级先进了一大截。然而，“和平方舟”同样缺乏负压隔离病房。虽然中国不把医院船作为应对国内疫情的主力，但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切实提升我军医院船综合救护能力依然迫在眉睫。
其次，在援外交往中应避免医学伦理的道德冲突。参与公共卫生服务时，首先需要遵循病人至上的原则，应当避免“轻质量而重数量、轻长效而重短期、轻内容而重形式、轻平民医疗而重军事需求”的观念。比如此次抗击疫情中，与其他国家军方积极参与抗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五角大楼没有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美军依然将备战作为第一要务。而在援外医疗行动中，美军暴露出的种族主义、狭隘主义和施恩心态，也导致看似坚不可摧的美军形象出现裂痕。此外，在对海军医院船行动的国际报道中，如果只侧重对援助项目、救治人数的报道，而忽视对后续效果的反馈，也会严重降低人道援助的质量和标准。
再次，在公共卫生外交中应强化军事软实力建设。“9•11事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理念造成了极大冲击，美国意识到国家和军队形象亟需改善的迫切性。但军事上的互动、沟通、理解和妥协被美军视为政治交往的辅助手段之一，利益交换仍是其难以回避的基本动机，交往形式的功利性、暴力性、胁迫性倾向明显，这也使得美军的救援行动因政治色彩而倍受质疑。可见，冷战思维下的美军医院船仍是以维护世界霸主地位为出发点。而“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则是站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给某些新保守主义者们的谏言：不要太过注重使用硬力量迫使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恰恰是软实力有助于从占绝大多数的温和派中获得好感与支持。其回应的是“强军梦”护航“中国梦”“大道不孤、德必有邻”这些主题词；其议题设置的和平性、传播态度的透明性和受众群体的普惠性，更有利于实现外交理念的传递、军队形象的塑造和公共危机的防范，从而不仅拓宽了公共卫生外交的理论视野，并使其具有了中国视角。
印言蹊：海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人文社科部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