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私、理性”的国家行为体，许多国家不可避免地在危机中“各自为战”。随着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全球化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同时，以海上医院船为载体的公共卫生外交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搭建了可供实践的具体路径。研究“海洋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公共卫生外交，有助于中国有效参与国际卫生安全机制，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建设性推进。
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时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倡导各国应携手应对各类海上共同威胁和挑战。“海洋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概念工具”，又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不仅为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也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搭建了具象路径。探讨“海洋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公共卫生外交，有助于打破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软弱性、滞后性和有限性，对引导与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卫生安全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海洋命运共同体”与公共卫生外交的互动视野：必要与可能
作为概念，公共卫生外交的提法不算多见，但作为跨国界活动却早已有之。据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记载，公共卫生外交的雏形起源于14世纪，是欧洲为防止鼠疫的流行而建立的卫生检疫制度。近代公共卫生外交则是以1851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地区性的《国际卫生条例》为标志。然而早期的公共卫生外交仍是狭隘的，仅聚焦于特定的传染病，比如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主要讨论的是霍乱、鼠疫和黄热病的防治问题。随着人权思想的发展和传播， 人们对公共卫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公共卫生外交在英文表述中并不作“Public medical diplomacy”，而是“Public health diplomacy”（作字面意思理解时，前者为公共医疗外交，后者为公共健康外交，这说明公共卫生的关键在于民生与健康）。尽管《国际卫生条例》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仍不可避免地在公共卫生合作的创设及分配权益方面存在制度设计的不足。
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出发，探究其中的公共卫生外交意涵，需要作三点说明：首先，“价值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是目前学界对“海洋命运共同体”内涵达成的基本共识，这与当代公共卫生外交的核心要义不谋而合；其次，“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包括海洋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基本主张，同样包含对海域内传染病的传播、核放射性物质的扩散、海洋生物污染及海洋环境破坏等公共卫生危机的认识与应对；第三，作为浑然天成的地理整体，海洋既是人类沟通的桥梁，也是风险传播的通衢。这使人们不得不超越国界去思考，如何树立一个全球卫生观去促使海域范围内的各国政府共同承担义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提出，无疑对解决当前全球卫生治理的困境提供了可能。
第一，“价值共同体”理念弥合了公共安全叙事中的价值错位。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家乔治•凯南告诫，国际关系是无政府主义的疆域，在这里不存在提供秩序的世界政府。各国必须自我防卫，道德与外交政策的结合是一个范畴错误。正是这种逻辑，使“例外主义”“美国优先”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暗含的辩护词。然而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化，并不能回避一些难题。一些国家政府的缺席并不意味着所有国际秩序也缺席，大多数外交政策都需要做出价值权衡的选择。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由193国共同通过的决议再次呼吁基于协调一致和多边合作的“全球应对”，而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致辞中关于中国新冠疫苗将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与特朗普反复强调“疫苗必须优先供应美国人”“永久冻结向世卫提供的资金”的言论对比之下， 高下立见。公共产品不应作为利益筹码，在这里，“利益至上”的僵化公式显得不合时宜，并且常常会产生误导。良好的价值共识应当维持一种鼓励道德利益的制度秩序，公共安全领域的合作更应该摒弃利益驱动，而不能对他国遭遇的安全困境抱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价值观的多样性，但是不管这种多样性如何丰富，都暗含了一种符合全人类的、统一的价值诉求：既应符合海域范围内各个国家利益，也应有道德共鸣，这也是“价值共同体”的重要思想立足点。
第二，“安全共同体”理念打破了全球化合作的传统路径。最早将民族生活带入全球性联系的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全球化时代，然而在后疫情时代，出现了某种“逆全球化”趋势。有种观点认为，尽管全球化是一个强大的源泉，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市场，但同样是一个巨大的祸根， 它不仅在经济上蚕食和欺凌弱者，在文化上消弭民族性和多元化，更糟的是，它可能带来全球的环境灾难和生态大事故。这次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 似乎也给反全球化人士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力的注脚：全球化不一定能一荣俱荣，倒是可以一损俱损，全球化似乎是系统化风险的主要来源。但事实上， 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没有所谓的“排外性竞争”“零和博弈”，毕竟再强大的国家也无法单枪匹马地解决所有公共卫生问题。上世纪60—70年代，美苏曾跳出过冷战思维，共同努力并顺利完成了根除天花这一颇具难度的国际卫生合作项目。这一案例说明，公共卫生合作应当是最富有成效和充满善意的外交领域。从这个意义而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就是“非民族国家化”的过程，它需要各国不再囿于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而是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中让渡一定的主权，为构建“安全共同体”创设路径。
第三，“利益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建设性推进功能。近代以前的东亚海域，通过海洋网络联系，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汉文化圈”，并扩展至政治、经济领域。实践证明，区域的友好互动合作，对推动整个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全球195个国家中，有150个是沿海国，“海洋命运共同体”正是通过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务实合作，构建出内在性不可分割的安全共生形态。早在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接成了命运共同体。”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世界因海洋而联通、因联通而发展、因发展而繁荣的基本规律。海洋天然的连通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共享”的基本特征，而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则为构建海上公共卫生安全机制提供了新的“中国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