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外交时代，赢得他国公众好感的目标并未改变，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演进，为公众个体实践公共外交提供了技术条件。本文聚焦于2019年热议的李子柒个案，用Python语言爬取了海外公众对李子柒视频的评论数据，从个体叙事和情感连接两个层面分析李子柒视频如何引发海外公众的共情与认同，进而发挥公共外交效应。本文继而认为，在新公共外交时代，公众个体应成为实践主体，在与他国公众分享日常生活经验中建立情感连接，获得好感。而在主体和技术手段背后，最重要的是形成文化自觉，将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公共外交实践之中。
问题的提出
新公共外交不是一个新概念，它出现于9•11事件之后。当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公共外交独立工作组基于9•11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提出公共外交必须向“新公共外交范式”转型，并指出5大改革要点，即“制定一项条理清晰的战略协作框架；在传统的单向、自上而下式大众传播模式中增加定制的、双向对话成分；扩大私人领域的参与程度；提高公共外交资源的有效性；以及增加公共外交资源”（Peterson, 2002）。从范式转型可以看出，新公共外交在改善美国自9•11后日益恶化的国际声誉并最终协助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前提下，突出私人领域的参与，强调了新媒体技术对公共外交的影响。新公共外交倡导传播模式由单向、自上而下向基于不同目标受众需求定制的对话和讨论转变。
公共外交实践的转型引发了学界对新公共外交的学术探讨。曼纽尔•卡斯特尔曾从国际政治语境变化导致国际公共领域转型的角度重新定义公共外交，即“公众的外交，也就是说，在国际舞台上呈现公众的价值观和观念”。他认为，既然公众是公共外交的主体，那么公共外交概念所隐含的应该是杜威强调的公众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公共外交所要做的是在不同社群和文化间通过对话分享意义、形成相互理解（Castells，2008）。小约瑟夫•奈（2010）指出，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的兴起标志着“新公共外交”的崛起，新公共外交强调双向对话，将公众视为意义的共同创造者与信息的共同传递者，是“巧实力”武库中的重要工具。尼古拉斯•卡尔认为，新公共外交的“新”主要体现在重视公众间的接触。传播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国内与国外的传播界限，赋予了旧公共外交中较被动的公众更多主动权和选择权。因此，“公众不再仅仅是公共外交的对象，公众间的联系成为了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府逐渐发挥协调作用”（Cull，2012）。
在国内，钟新（2011）认为国家软实力资源的广泛性与竞争性特征，决定了新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向全民拓展。郑华（2011）认为新公共外交的 “新”表现在行为主体多元化、更多聚焦非政府行为体；以Web2.0为代表的 社会媒体活跃所产生的海量信息及其对公共外交专业人员带来的挑战等。有 学者基于新公共外交的特点，从具体个案切入，探讨新媒体技术在公共外交 活动中的实践意义。冯韬（2017）从新公共外交视角出发，对孔子学院传播 传统文化进行了分析，指出以网络为主导的新媒体作为高效亲民的推广平台 适合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与弘扬的主要发展方向，强调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也应该以新媒体为主。还有学者采用访谈法，试图勾勒清晰的国际公众画像，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外交。张萌和赵永华（2019）对俄罗斯以及中亚地区的35 位受访者基于“一带一路”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认为以国际受众的基本需求为依托，寻求文化内容与特定文化生产、消费群体的社会需求与行动的契合， 为受众提供一个可积极参与的公共协商空间才能最终实现公共外交的目标。
综上，新公共外交强调了公众主体地位的回归，重视新媒体技术对公共外交的影响是业界与学界的共识，但是目前的研究除了理论层面的探讨，策略层面的探讨主要针对政府机构、媒体、孔子学院、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组织的新公共外交实践展开，针对公众个体的新公共外交研究几乎没有。本文从2019年热议的李子柒个案切入，分析她的YouTube短视频呈现了怎样的象征性图景，这些视觉影像如何与海外公众产生情感连接，如何实际发挥了公共外交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