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两国关系转圜
2014年11月北京召开APEC会议前夕，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中日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从两国高官会谈达成四点共识之后，中日两国关系开始明显转变，一是双方一致同意管控分歧，对钓鱼岛争端进行危机管控。二是加强两国间的合作，海洋领域合作已经启动。三是中日之间已经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的沟通机制。中日关系转圜的主要标志如下。
一是两国首脑接触会谈频繁，话题多、笑容多、次数多。从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开始，中日首脑每年至少正式会谈一次，2017年和2018年每年2至3次，至今共计9次。会谈内容涉及非常广泛，包括历史问题、交流合作问题等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尤其是2019年6月在大阪举行的G20会议期间，两国首脑举行会谈达成十点意见，成为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基础。
二是两国高级别海洋事务磋商恢复，沟通渠道畅通。2012年9月野田政府上演购岛国有化之后，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中断。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恢复，至2019年共举行11轮。此举，为两国签订海空联络机制以及海上搜救合作协议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为解决两国海洋事务矛盾和纠纷创造良好条件，避免了过去发生的电梯外交、走廊外交、厕所外交以及邂逅外交等尴尬局面。
三是中日两国东海海上合作启动，成效显著。2018年1月6日，伊朗油船“桑吉”轮在长江口以东160海里的东海与香港货船“长峰水晶”轮发生碰撞事故引发火灾，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出巡视船和消防船协助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实施海上搜救警戒以及对事故船灭火。2016年8月11日清晨5时许， 在钓鱼岛西北约65公里处的公海上，一艘希腊籍大型货船“ANANGEL COURAGE”（排水量106727吨）与中国渔船“闽晋渔05891”号相撞，渔船很快沉没。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救起6名船员，并对失踪的8人进行搜救。外务省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通报了上述救助消息，中方表示感谢。
2016年9月14日至15日，在日本广岛举行第五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作为磋商成果之一的第六项，双方同意尽早建立中日海洋垃圾合作专家对话平台，并于2017年实施中日海洋垃圾联合调查。
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至今7年之久，前期与后期对华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2018年10月访华期间，安倍明确表示中日关系从竞争转为协调， 2019年在国会上也表示要将中日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总体上中日关系正在大幅度改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日从对立到对话、从竞争到合作、从C型包围到O型拥抱，呈现180度大转弯。安倍第二次上台之后开始打着积极和平主义旗号，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协助美国对华实施C型包围，这种外交模式已经成为过去式，中日两国转身投入第三方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已经有52个合作项目（金额达186亿美元）；原本日本企图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中国排挤在亚太贸易圈外，现在中日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原先日本针对中国提出的由外务省主导的印太战略，现在改为以经济产业省主导的印太构想，并希望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无缝对接。
从2014年开始的中日关系发展第三阶段，中日双边关系开始转圜，从对立到对话、从竞争到协调、从包围到拥抱，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点到面，逐渐拓展和深化。究其原因，一是双方认识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时代，任何国家求生存谋发展，合作是唯一的出路。二是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和平发展势不可挡，与其排挤中国让日本一花独放不如合作共赢。三是搁置争议、危机管控、共同发展，已经成为新阶段中日密切关系的支撑点。
郁志荣：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浙江海洋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