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以来，中国热点外交在具体实践和理念建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发展。这既是受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推动，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以及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不但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软实力，也有利于促进全球安全治理转型，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应着力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热点外交理论探索与建设，进一步完善热点外交机制，提升对国际热点问题的运筹能力，增强对国际舆论的引导，以更好地开展热点外交工作。
中国热点外交呈现新的特点
2010年以来，中国的热点外交取得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发展。中国主动寻求解决各个国际热点问题的“中国方案”，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发挥越来越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参与调解的国际热点问题数量增加、类型多样。根据2018年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MERCIS）的统计，2010 年至2018年，中国参与解决的国际热点问题数量呈整体上升趋势。2010年， 中国参与朝鲜半岛核危机、巴以问题、南北苏丹问题3个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2018年，中国参与解决的国际热点问题增加到9个，分别是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叙利亚问题、南苏丹问题、缅甸北部问题与罗兴亚人难民问题、巴以问题、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冲突、也门危机。目前，中国的热点外交涉及了当今世界上大部分的热点问题，囊括了当前国际热点问题的大部分类型。
常设专门特使机制建设日趋完善。2002年9月，中国设立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这是中国首个就周边以外地区的重大热点问题设立特使工作机制。5年后，中国于2007年设立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2010年以来，中国设立特使的频率明显加快，基本上间隔至少1年、至多3年便设立一个常设专门特使，相继设立了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中国外交部阿富汗问题特使、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等4 个与国际热点问题相关的特使或特别代表。这些特使通过在热点问题当事方之间斡旋、走访地区国家、协调世界大国的立场、参与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建立的相关多边机制等方式，在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展热点外交的方式和手段多样灵活。一是国家领导人、外长和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努力。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提出了解决巴以问题的四点主张，成为中方推动巴以和谈的重大举措。2013年伊朗核问题日内瓦第三轮谈判期间，王毅外长与美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外长广泛接触，推动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积极参与旨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多边机制。中国积极参与旨在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维也纳、日内瓦国际会议，参加旨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国际原子能框架和六国机制等。三是主动创设多边机制。如中国为了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而发起的“六方会谈” 机制。四是主办一点五轨和二轨主场活动，为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提供支持。中国分别于2006年、2013年、2017年举行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讨论巴以问题形势，寻求解决方案。中国开展热点外交的方式和手段高低搭配、官民配合、相互补充，显示出多样、灵活的特点。
提出综合、全面的政策主张。中国对越来越多的国际热点问题提出全面、完整、综合的政策主张。2012年，中国提出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六点主张；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解决巴以问题的四点主张后，根据形势发展于2017年再次提出解决巴以问题的新的四点主张；2017年，中国提出了三阶段解决缅甸若开邦问题设想等等。综合来看，中国的政策主张涉及停火止暴、政治解决、人道救援、国际社会支持、经济民生等方面，既聚焦热点问题发展又关注问题发生根源，既主张以当事各方为主寻求解决方案又强调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帮助，既关注政治层面的协商谈判又关注普通平民的人道状况，有利于全面、长远地解决所针对的国际热点问题。
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基本原则臻于完善。一是坚持对话和协商，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危机，反对任何军事和暴力手段。中国关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五点主张中，第二点即主张推进政治和解。二是尊重当事国主权、独立。中国关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张指出要坚持“阿人治阿”。三是坚持多边主义，尊重联合国的作用并发挥地区组织的独特作用。例如，在解决南苏丹冲突过程中，中国支持非洲“政府间发展组织”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并为其提供协助。四是重视与大国、地区国家的沟通协调，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中国注意与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协调沟通、凝聚共识，为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五是人道援助与经济发展并举。中国关注国际热点问题中平民的遭遇，主动提供人道援助，减轻普通民众的苦难。同时，中国关注问题发生的经济、民生根源，考虑危机的长远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