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的“非常态”与“新常态”
无人向往灾难，但风险是永恒存在的。在全球风险社会成为新常态的当下，强化灾难外交和危机传播的机制显得尤为必要。面对愈发频繁的跨国危机，我国应当尽快建立起一套与全球风险社会所匹配的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机制。长久以来，学者对公共外交的讨论往往以和平时期的文化外交范式为主，缺乏对危机外交、灾难外交等前沿领域的讨论。危机发生时期存在着有效信息匮乏、信息失真等现实问题，与病毒肆虐交织的信息瘟疫（infodemic）成为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媒体偏见和社交媒体的众声喧哗为这一挑战增添了另一层复杂性。
在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情势之下，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所进行的传统外交受到的阻碍越来越多。在全球性危机面前，多元主体无论在反应速度、资源调配还是在传播效果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势。例如，在此次抗疫期间，民营企业主动作为，从华为、阿里巴巴等民企巨头的物资驰援得到纽约州长科莫等关键性意见领袖（KOL）的感谢，再到“一带一路”沿线的中资企业开展的国际合作抗疫获得广泛赞誉，由第三力量主导的公共外交既有效缓解了我国政府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也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在此次疫情中，各国也利用城市间国际网络守望相助，合力抗疫，城市外交成为公共外交的新增长点。以“C40全球城市联盟”为例，其原本是一个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民间组织。包括武汉在内的十余个我国城市都是其成员。4月3日，C40召开的线上会议有来自26个国家的42个会员城市参加，主题为“全球抗疫：中国城市经验分享”，另辟蹊径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抗疫故事。此外，C40也在采购防护装备和测试包等线下活动大显身手，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单边主义给全球抗疫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与全球疫情蔓延相互交织而导致传统外交步履艰难的背景下，以钟南山和福奇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在公共外交领域也充分发挥了关键性意见领袖（KOL）的作用，为消除政治化噪音、强化国际抗疫合作贡献力量。早在2月武汉处在疫情高峰期时，钟南山院士用流利的英文接受路透社等国际主流媒体采访，向世界及时介绍中国疫情走势。他还向欧洲呼吸学会（ERS）等同行多次分享了中国抗疫经验。我国外宣媒体CGTN所举办的全球会诊室也通过邀请全球各国医疗专家来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截至5月4日，这一节目已经获得1.88亿人次阅读量，其中海外平台阅读量1.5 亿人次。放眼大洋彼岸，在中国遭到西方媒体和政客一波又一波的“妖魔化”“污名化”的谣言攻击面前，以美国抗疫先锋、传染病学家福奇博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多次出面辟谣，澄清真相。
以疫情为起点的公共外交角色转变
愈发频繁的全球性危机需要各国通过公共外交来促进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虽然当下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但人类整体性发展趋势也不断增强，国际合作的空间与手段也在不断拓展，公共外交事实上成为了全球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对于公共外交主体而言，此次疫情既是“非常态”的典型体现，也是“新常态”的起点。在这场战疫进程中，中国方案跳出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成为非西方情境下有效治理模式的具体体现。有鉴于此，后新冠时代我国公共外交实践所应承载的新使命是发掘中国方案的普适性意义， 向世界阐明“中国能够为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共同善”。
另外，从疫情期间的全球合作来看，文化与科学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正逐步加快，基于人道主义所开展的全球科学合作正成为主流。以此次疫情为起点，我国的公共外交重点也应随之转变，在实践方式以及实施领域上，应针对当前全球语境特点有所侧重。此次疫情中我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抗疫外交实践也充分说明：以促进国家间互动为主同时尊重他国决策自主权的公共外交实践更能赢得对方国民众的认可。由此而来，针对我国援助行动的“阴谋论”也会不攻自破。
总体来看，后新冠时代我国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以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为代表的普遍认同话语之下得到肯定。中国方案如何与世界多元模式共存、不同国家和文化间如何守望相助，寻求共生共荣。当下中国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话语与国内外舆论变局相互掣肘的困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则要求我们重新调整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设定。有鉴于此，我国的公共外交话语模式应当尽快完成转型升级， 迎接全球风险社会的挑战。正如习近平主席3月27日应约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时所指出的那样：“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疫情在阻隔国际交往和跨境流动的同时，也为探索全球化的新常态和推动我国公共外交的转型升级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JZD012）的部分成果。
本文摘自2020年第6期《对外传播》。
史安斌：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童桐：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