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阻隔国际交往和跨境流动的同时，也为探索全球化的新常态和推动我国公共外交的转型升级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本文研究了抗疫外交的实践逻辑，探讨了数字公共外交的中国方案，分析了疫情期间公共外交的“非常态”与“新常态”，总结了以疫情为起点的公共外交角色转变。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必将成为载入史册的一次全球性危机事件，也是人类社会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征。虽然疫情在湖北武汉等地集中暴发后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一向以“灯塔”和“导师”自居的美国却因应对不力成为新的疫情“风暴眼”，甚至有沦为“失败国家”之虞。在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裹挟下，“甩锅”“阴谋论”和“污名化”一度成为国际舆论场的主旋律，近年来在世界各国获得认可和推动的公共外交遭到了严峻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发展的戏剧性和不确定性让零和思维支配了部分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信任和包容成了国际社会的稀缺资源。对于我国而言， 如何化危机为契机，向世界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与世界分享抗疫防灾的中国方案，继续夯实和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工作的一项重要命题。
公共外交作为国家主体向国际社会解释政策、提升信任的重要手段，对于增强各国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加强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开展有效的公共外交在全球性危机爆发期间尤为必要。总体来看，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的公共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一些突破，其中尤以中国方案值得关注。虽然此次疫情的走向及其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仍然难以预测，但考虑到当下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全球性风险愈发严峻，反思并总结这一非常时期公共外交理念及实践的演变趋势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启示意义。
全球共同利益与抗疫外交的实践逻辑
此次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与近年来泛滥成灾的“逆全球化”思潮相互交织，“各扫门前雪”甚至于“鹊巢鸠占”竟成为一贯占据道德高地的西方政客抗疫的权宜之计。相比之下，中国践行的抗疫外交成为灾难外交（disasterdiplomacy）的生动体现。
“灾难外交”的概念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格兰茨（Michael Glantz）提出，强调的是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状态。根据灾难的潜伏、暴发、延续和痊愈等不同阶段，开展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实施信息共享、国际援助、经验指南等不同的策略。
首先，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及相关信息，以供各国同行尽早开展防御和疫苗研发。吹响战疫集结号后，中国政府与日韩等周边国家开展“口罩外交”，同时强化双向沟通和共治机制。中韩两国实现向对方国家零输入、中国与巴基斯坦相互支援和配置紧俏物资、中国与加拿大合作研发疫苗等都成为抗疫外交的典范。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遏制，以国际援助的方式分享中国方案成为灾难外交的新重点。在意大利、塞尔维亚和非洲、拉美等受援国家和地区，中国医疗队获得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制造大国，疫情期间全世界对于呼吸机、检测试剂的海量需求也改善了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彰显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灾难外交被视为是一种平等、稳固的公共外交形式，其所倡导的公益性与人道主义价值理念能够突破诸如意识形态、价值观这样的传统外交壁垒。虽然部分西方媒体和政客以“赎罪论”污名化中国的援助行动，但从现实来看，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意见领袖对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纷纷给予肯定。其原因在于，中国在此次疫情期间所进行的援助活动是以全球共同利益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全球共同利益理念在我国的外交史上有着深厚传统，其所对标的是西方学界界定的物质层面的“公共品”和伦理层面的“共同善”（两者英文都是common goods），意涵为当一个国家通过帮助别人来增进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国家仍然是在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从实际效果来看，对“共同善”的坚守应当包括“维系全球利益”与“应对全球危机”两个层面。
以全球共同利益为表现的抗疫物资以及经验的跨境流动是改善国际关系的有效催化剂。相比之下，美国一些政客鼓吹的“疫苗垄断论”才是损害全球共同利益，独占全球公共品的典型行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抗疫外交将会成为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打造的国家品牌。从历史经验来看， 基于共同利益的国际援助会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塑造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看法，很难被扭曲和遗忘，并且在诸如灾难这样的特定情境下被“立刻激活”。
在全球性灾难频发的当前世界，以灾难外交为关键词的国际性援助活动将愈发频繁，成为公共外交能力建设的必要环节之一。在实际情况下，灾难外交与文化外交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因此，此类外交活动必须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开展，尤其注意文化语境的差异性以及对方国国民心态的动态变化。另外由于国际性灾难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国家主体应在自身实力可承受范围内对受灾国施以援手，平衡好内部需求与外部矛盾。开展灾难外交需在考虑多元影响因素的前提下进行，否则灾难外交也有可能最终演变为外交灾难。
长期以来，我国在进行公共外交实践过程中经常要面临语境上的差异性。有研究显示，以口号或范例所呈现的中国方案更容易受到对象国媒体和民众误解。相比之下，适配于对象国本土语境的“中国方案”或在对象国精准传播的中国故事则更容易获得认同。疫情期间，无论是抗疫物资还是经验的分享，基于人道主义关怀的中国方案在跳脱既有话语陷阱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换言之，中国方案的跨境流动及其在各国语境下的本土化，其核心在于用赋能（empowerment）而非“抄作业”的方式来提升软实力，其核心目标在于构建公正、平等的全球交往秩序，所彰显的是更为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