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给公共外交带来的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为公共外交带来了挑战。
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社会将越来越依赖于信息和数据收集、交换、通信、分析和决策的网络。社会知识逐渐不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协商建构出来，而是通过算法运行得出，这造成了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和社会风险的增加。对信息系统中某一节点的破坏就有可能引发链式反应，造成严重的后果。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被用于服务于特定的外交政策利益，通过建构扭曲的“替代现实”、操纵公众舆论来影响外交进程。美国兰德公司的相关报告指出，虚假视频、图像和新闻网站以及被插入恶意信息的虚拟现实都会激起公众的恐惧、挫败感和对社会机构和制度的不信任。在极端情况中，抹去社交媒体数据库中少数群体用户的言论，基于不完整数据进行重复运算后的信息传播会进一步固化甚至激化社会偏见及矛盾。一国公共外交如果缺少在实时环境中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对特定情境下“真相”的解释能力以及对公众情感的感知和理解能力，将无力应对日趋复杂的外部信息环境中显现和潜在的危机。
其次，基于技术逻辑的技术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可能会越来越占据公共外交的中心舞台。谷歌、Facebook等技术巨头公司是各类图像识别、语言翻译等专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开发者，他们在利润驱动下不断地积累应用经验，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回报率，推动技术应用。这些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所拥有的资源和行动能力已经远超某些主权国家。2017年丹麦任命卡斯帕·克兰奇（Caspar Clanch）担任硅谷特使，还在北京和哥本哈根设立了技术大使办公室，以加强丹麦与全球重要科技公司的关系。丹麦外交部长曾表示，大公司对丹麦的影响与主权国家的影响不相上下。如何应对这些技术巨头公司对公共外交领域权力结构的改变以及其对实现国家公共外交战略目标的影响，这需要外交部门从战略和政策两方面做好准备。
最后，从过去数字外交的实践来看，数字技术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应用同整个社会的变革水平相比并不匹配，效果也是不均衡的。同样，人工智能技术同公共外交的融合也并非易事。有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进行人机互动需要公共外交实践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如果缺乏对算法决策模型应用于公共外交领域某些关键问题的了解，就难以探查相应的决策以及行动中可能存在的漏洞。此外，人类的智能是多元的，公共外交涉及情绪和情感交流， 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达成关系的建构。目前人工智能在逻辑与数理智能方面超过了人类，但在情感计算方面仍需赖于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生物学的交叉研究的发现与进展，才能实现有效的人机沟通，带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公共外交传播的质的飞跃。因此，公共外交人员需要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公共外交的局限性，理性设定发展目标与路径。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与公共外交的关联、应用前景、可能带来的挑战及应对理应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议题之一，也只有将公共外交实践嵌入新的社会信息和制度环境中，推动公共外交向智能化转型，才能在未来的信息战中占据国家战略竞争的高位。
本文系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创新项目《计算传播与公共外交传播范式的转型研究》（项目编号：3162019ZYKB06）的阶段性成果。
欧亚：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
刘星瑞：外交学院外交学系2019级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