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构建一个以人、机器、信息为一体的有机数字生态系统，改变公共外交信息传播的法则与模式。在这一新的生态系统中，公共外交的成效将取决于能否以最优化的方式进行数据或信息的交换与传递，公共外交将从数字公交外交、数据公共外交迈向智能公共外交的发展阶段。目前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外交领域最有可能的应用前景包括：建构智能国际舆情监测与分析系统、基于政治机器人的计算传播、人工智能驱动的沉浸式体验传播应用。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应用也存在挑战，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增加了社会信息系统和决策系统的脆弱性及风险性，大型技术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在权力结构中的上升，以及技术水准与实际应用的不匹配。
人工智能技术是21世纪的核心技术。尽管这一技术在国际关系领域还未引发显著的连锁式革命，但国内外学者均指出，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将推动国际技术格局与生产力格局的重塑，引发国际关系模式及结构的调整，重塑国家间权力斗争的疆域与规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子领域，公共外交也必然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变革。如果将公共外交从广义上理解为一个国家与外国公众的接触和沟通，并将“信息和观念的跨国流动”视为“公共外交的中心”，人工智能技术也必将对公共外交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对公共外交的影响
回顾公共外交的发展历史，信息技术的进步是推动公共外交演进的基本动力要素。从传单、海报、报刊、图书等平面媒体，到短波收音机、卫星电视等电子媒体，再到网站、社交媒体等网络媒体，每一种新技术的应用都提升了跨国界的信息传播速度、规模与效率，改变着公共外交主体与目标公众进行接触和沟通的边界与面向，也改变着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获取与行使权力的方式与途径。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发展及其应用也同样为公共外交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公共外交运行模式与法则的根本变革。
自1956年美国学者在达特茅斯“如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概念，经过60余年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整合和转化了计算机科学、统计/机器学习、心理学、神经科学、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硬件设计思想”的跨学科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出现了专家系统、“深蓝”等推动人工智能从理论走向实用的里程碑式的成果，但由于计算水平和算法的不足，以及有限的智能化实现程度，人工智能始终没有突破科学与应用之间的技术鸿沟， 实现普遍的社会应用。近十几年来，在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机器学习算法的突破与进步、互联网和物联网提供的海量数据积累、图形处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s，GPU）和云计算平台对计算能力的提升这三个新因素的推动及相互影响下，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提高在语音识别、图像分类、视觉理解等方面的效率和准确性，并在安防、医疗、金融、教育等垂直行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目前应用层面的人工智能仍然局限于专门人工智能，在概念抽象、推理决策、联想创造等认知智能方面还有所欠缺，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强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弱人工智能也已经突破了人类在数据处理、计算强度甚至创造力方面的限制，在特定场景、规则明确和既定输出条件下，机器的任务执行能力已经超过了人类。据德勤《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白皮书》的报告，2020年接入物联网的设备将增加到500亿台，5G将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最快1Gbps的信息传输速度，加上Capsule概念、迁移学习及其学习模型和算法新思路的提出，可以预见人工智能技术将进一步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新高潮。
人工智能技术对公共外交的影响，从根本上指向技术进步对社会信息系统的重构。喻国明、杨雅等学者提出，基于5G和物联网的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驱动的信息渠道、虚拟和增强现实以及算法决策，将万物映射为数据， 打通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网络，信息系统、物理系统和整个社会系统进一步融合贯通，构成融人、机器、信息为一体的有机数字生态系统。社会传播将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跨越现实与虚拟、基于“人在系统之中”的场景构建与场景传播，通过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与定位系统“框定”场景，确定传播对象在“此时此地”的物理空间和情感心理需求，并匹配传播对象的身份、个性、偏好、兴趣、情绪和需求进行定制，实现智能化的个性传播与沉浸式体验传播。
在这样的数字生态系统内，公共外交的信息、话语及叙事竞争，首先要取决于谁能以最优化的方式进行数据或信息的交换与传递。康涅·比约拉（Conerlie Bjola）等学者指出，随着数据驱动的交互行为以指数速度继续增加，公共外交要借助机器学习从超载的信息环境中识别目标受众及其关注的议题，更好地理解目标受众接收信息的认知框架与情感内涵，并采用从文本过渡到视觉或听觉的现实增强技术提供个性化、具有吸引力的公共外交场景。换言之，对公共外交目标受众交流模式的洞察、传播场景的感知与框定、信息内容的生产与分发都日益受到计算和自动化的驱动。公共外交从数字公共外交、数据公共外交进一步演进到智能公共外交阶段，只是时间早晚以及智能化实现程度高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