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经济安全的概念及理论悖论
著名国际安全学者巴里·布赞在《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家安全议程》一书中指出：“‘经济安全’代表了一种可广泛应用的绝对价值，他是一个虚幻的观点、一个妄想。真的‘经济安全’是由各种矛盾、妥协、交易拼凑起来的奇怪而又模糊的东西，是一个相对概念。”作为一个主体多元、指向模糊的概念，经济安全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在西方学术界，经济安全通常是指个人和家庭生存需求的就业、收入、福利问题，例如耶鲁大学2017年发布的“经济安全指数（Economic Security Index，ESI）”衡量的是美国家庭的经济福利状况。此外，经济安全的研究对象还可以指向公司、阶级和国家。
在中国学术界，经济安全一般都指向国家经济安全，这其中包括了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把经济安全看作国家安全的一个方面，国家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经济化，它通常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参加国际经济竞争的能力以及带来的相应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樊莹，1998）。2005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国家经济安全》一书中从广义的理解角度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基础，“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休戚相关，因为发展是一国经济安全的关键，弱国无安全。”2014 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也是从广义的角度加以理解的。
国家是当今人类社会最重要、最权威、最具实力的行为体，将国家作为经济安全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个角度毋庸置疑。但是“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角度极有可能带来三个局限性：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放经济体的安全往往超越一国的范围，需要从全球、区域等更大的视角加以关注； 第二，国家安全通常遵循零和博弈的逻辑，而基于市场的跨国经济关系往往是“非零和”关系，国家安全的逻辑有可能诱导经济安全的极端化；第三， 从国家角度考察经济安全容易局限于国家安全需求的满足，从而忽视经济及经济安全本身的运行特征和规律。
因此，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研究，必须以经济社会自身的运行为主体，回到安全的初始概念。鉴于安全指的是不受威胁且没有危险、危害、损失的状态，那么经济安全可以被定义为：经济体免于威胁、危险与损害，保持资源最优化配置运行的状态，以及维持这种状态的措施和行动。在这个定义中，经济安全的研究对象是“经济体”，这既指向国家，也可以指向更大范围的区域和全球经济体，以及非国家、次国家的经济单元。研究的价值取向是经济运行的效率，即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研究的目标是如何排除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负面干扰。
这个定义排除了现有的经济安全研究内在的局限性，但研究者还无法摆脱社会科学既有理论的陷阱。自由主义理论追求效率的最大化，但无法解决不平等的“马太效应”和市场失灵问题。重商主义理论重视战争、军事、安全和市场公平问题，很容易落入“国家中心主义”的巢窟。依附理论揭示了世界经济的剥削性，却无法解释全球化时代“中心—外围”的流动性以及中国的成功案例。
即便摆脱了社会科学几大主流理论的桎梏，经济安全研究依然无法摆脱巴里·布赞指出的“各种矛盾、妥协、交易”拼凑出来的逻辑悖论。相互冲突的现实利益和理论逻辑，使得研究者很难在效率、公平与安全三个价值维度当中求得完美的均衡状态。与此相反，研究者更应该在以下各种悖论关系当中小心推理，避免绝对化和极端化。
效率—安全悖论：开放经济的效率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而竞争则意味着市场的所有行为体（个人、公司、国家）永远处于某种程度的不安全状态，如果经济安全意味着给所有行为体绝对的安全环境，那就必然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
市场—国家悖论：开放经济要求整合全球经济资源展开最优化的配置， 意味着世界经济融合成单一的大市场，而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依然处于列国分治的无政府状态，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与政治权威的分散性，是当前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
竞争—保护悖论：竞争是市场的强心剂，但竞争过于激烈时候，竞争的成本就会增加，从而降低投资回报率。在全球化的不平衡律的推动下，跨国的竞争导致一国的收益和福利下降，催生了保护主义的政治力量，从而阻碍全球市场的自由运行。
实力—安全悖论：实力是安全的基础，没有实力就意味着不安全，然而一国实力的增长则意味着他国的不安全，于是刺激他国加速发展实力，反过来又造成了本国的不安全。这一螺旋循环被国际政治学者称为“安全困境”。
相互依赖悖论：开放经济加速世界经济融合，各国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实现资源禀赋的最优化配置，这一理想和现实的状态推动了经济和产业链的相互依赖。2011年罗伯特·欧基汉与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中指出，相互依赖意味着一国经济和产业某种程度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不平等的相互依赖还会成为权力的工具。
发展—环境悖论：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以攫取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资源的稀缺性、污染的外部性、物种多样性、气候和生物圈的成本不在市场成本的计算之内，而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的重大不安全因素。
集体行动悖论：面对资源、环境、安全等公共性问题，合作的集体行动是唯一有效的途径，然而在合作过程中存在收益分配和成本负担的问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集体行动的公共物品缺失，相对收益的不平衡导致实力对比的变化，由此还会带来霸权更替的“修昔底德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