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型公共危机事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性被人们广泛提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与新闻发布会经历了从试点到推广，从个体到普遍的过程，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应对公共危机事态、面对尖锐问题上，以及有关我国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培养等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003年前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降临，让北京市政府，乃至于中央政府遭遇了严峻的考验。在这种公共危机的管理过程中，信息发布和信息公开的重要性第一次广泛深刻地为社会各界所认知。
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适应新的信息舆论传播环境，做好信息公开与舆论引导工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时度势，及时提出并积极推动在国务院相关部委进行试点，设立新闻发言人，由此开始了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化建设的征程。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化建设经历了从试点到推广，从个别到普遍的过程。如今，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企事业单位，都普遍建立起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近年来，中办、国办持续就政务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新闻发布等事项颁布相关条例、办法、意见、通知等，从政务公开、新闻发布的原则、程序、形式、内容，乃至发布的平台、渠道、方式、方法等都有了相应的规定和要求。可以说，今天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化的建设，已经逐步走向健全、规范和完善。
多年来，政府通过新闻发布，在政务公开、加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对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进步起到了特有的推进作用。通过新闻发布，我们也及时对外国公众和政府发出了中国声音，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中表达立场、解疑释惑，发挥了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双重的积极作用。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同步发展的。今天虽然还有不少需要进行改革之处，但是应该承认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进入了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
回顾一下我国关于新闻发言人的专门规定，只有两个：一个是1983年2 月的《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 另一个是1983年11月的《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暂行到如今。此后一直没有更新的文件发布，其他有些重要文件虽然涉及新闻发言人的工作，但都不是专门的文件。新闻发言人制度要与时俱进，新闻发布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地发展规范，现在到了制定一个新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时候了。
新闻发言人制度，不仅使国内民众扩大了知情权，使政府更贴近人民群众，使人们了解政策制定的缘由及执行中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政府向世界最快捷、最有效地表述立场的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天发生的事情特别多，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也特别多。如果政府机构、社会的各种专业机构不主动发布新闻，就会引发各种猜测，甚至引起误解。
新闻发言人只是一个机构的代表，日常表达由他负责，实际上，他所说的是他所代表机构的各部门、各部局科室的共同观点。他说的话，虽然有个人的风格，但绝不是个人的观点或评论。
如果公务员都不能给发言人提供一个好的信息基础——没有明确的观点、足够的资料、精确的数据，那么新闻发言人肯定也表达不好。新闻素养不只是发言人的个人素养，而且应当是更多公务员的素养。
我国的干部序列当中并没有发言人的位置，任用标准也是各单位自行决定的。重要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应该是专职的。新闻发言人不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他要随时观察国内外舆论，观察本领域有关的动态，研究相关政策，与时俱进地进行“议程设置”。有这些准备，才能保证新闻发布的成功。
一个机构不能只是孤立地任命一位发言人，还要有常设的新闻发布团队做支撑，否则一个人再优秀也孤掌难鸣。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时，就请由政协的干部、主流媒体的编辑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组成的小团队帮助我收集各方信息，同时设计可能的答问要点。
我在国外做过很多调查，一个新闻发言人手下是有一群人在忙碌的，成员一定要专业化、专职化。突然出一个事件，没有经过训练的新闻发言人是必然应对不好的。要有工作团队，大家协同工作。
新闻发言人也应当能够列席所在机构的重要会议。法国总统的一位资深发言人跟我说过，他作为发言人最重要的工作是跟着总统走，总统到哪儿， 他到哪儿。他只有了解总统的思想、观点和决策，才能做好他的发言人。
单位领导对新闻发言人要有足够的体贴、足够的宽宏，不能因为新闻发言人偶尔的失误就苛责。令我和许多发言人印象最深的例子，那年甬温线动车事故后，没有给发言人了解情况的时间，就让他仓促上阵，结果有两句非政治性的“失言”，就给予免职，这样处理是很不妥当的。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必须为发言人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护。
与此同时，很多新闻发言人表现优秀，职位要提拔，岗位会变动。成熟的发言人走了，新手来了。然而，新闻发言人更换得太快，对新闻发布工作是有损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