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国际政治变化推动美国智库发展、巨额资金为智库运作提供充足经费等方面分析了美国智库的发展情况,并深入探究了美国智库在全球的舆论生产,同时也阐明了其在知识生产倾向与职业操守方面的缺陷。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希望为中国智库的学术研究、思想生产、开展公共外交、提高影响力等提供借鉴。

美国智库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影响巨大,自其诞生伊始,便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思想生产、观点供给、决策参与和学术研究,是美国智库的生存价值基础,并成为美国政治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架构,不仅对美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为更加深入了解美国智库的发展情况及其在全球的舆论生产,笔者于2019年10月15日至11月1日奔赴美国考察,通过与数个美国著名智库的对话和观察,了解美国智库如何发挥影响力,通过多种渠道和平台传播研究结论,牵引世界政治的走向等相关情况,以便为中国智库的学术研究、思想生产,以及开展公共外交,增强我国软实力和智库影响力提供一些借鉴。

国际政治变化推动美国智库发展

美国智库的发展与美国政治制度、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的税收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二十世纪初,美国智库出现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繁荣,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开始在这一时间诞生,帮助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第二次繁荣是在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战后美国政府急需发展经济,需要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为政府献计献策,提供决策依据,因而非常重视民间研究机构的意见。一大批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的智库因此得到迅速发展,并从中获得社会与政府的大量资助,成为左右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重要力量。

此后,20世纪70、80、90年代,美国智库因为世界冷战与国际政治的急剧变化又实现了三次大发展,从而奠定了今天美国智库的繁荣和运作基础。美国智库因为建立在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故“旋转门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发生,智库研究人员与政府官员的角色不断轮换。政府与智库之间密切互动,一方面,总统邀请智库研究人员担任高官,推行符合自己的治国理念;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任职政府,实践学术理论。因此,智库的“政治化”色彩非常浓。

在二十世纪世界两大阵营冷战期间,为及时掌握世界各地发生的政治动态,预判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手段鼓励民间成立智库开展相关研究,以便为美国政府应对国际政治变化提供智力支持。

在政府的鼓励下,美国智库规模庞大,研究人员数量惊人,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有400名从事研究的专职人员,其发表的研究报告对社会和政府产生重大影响。笔者在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经济研究院等智库的访问期间,了解到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国会在一些重大国际决策会上须召开有智库与学者参与的听证会,以便在出台相关政策时能够倾听到公众的呼声,使政策更符合民意、更加科学和合理,也能够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权衡政策出台后美国利益的得失,以避免出现重大决策失误。虽然政府在施政时可以依托行政团队,根据自己的决策意志出台治理社会的政策,但是过去的美国政府均形成了决策之前倾听智库声音,并根据智库的研究观点衡量决策得失的传统。因此,美国的社会制度以及听证会为智库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客观而言,国际政治变化是推动美国智库发展的外部因素,在这个因素的强力作用下,美国智库从小到大发展成今天影响美国政治和世界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甚至成为美国政府的“代理人”。从美国智库研究报告的预判性与精准性来看,其显示了美国智库较高的研究水平,以及他们对时势的精准判断,这就不难理解美国智库为何被历届政府所重视。

巨额资金为智库运作提供充足经费

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建设的需要,为美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是美国税收制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它保证了美国智库从外界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由于美国的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很高,如果富人把遗产捐赠给学术研究机构,遗产税则可以抵销部分税额,又可以提高捐赠人的社会美誉度,因此美国智库每年都能得到外界的大量资金捐助,这些资金支撑了美国智库的研究,推动了智库的发展。

在笔者的调查与访问过程中,许多美国智库向笔者提供了智库资金来源与运作的原则,并对资金的使用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三大部分:一是美国大财团、大家族或者富有人士的资助,例如美国著名财团洛克菲勒对许多美国智库提供资助,要求智库就其关心的课题开展研究,并提交较为客观、独立的研究报告;二是社会普通人士的捐助, 例如彼尔森经济研究院的资金来自大量社会普通人士的资助;三是政府项目资金的资助,政府通过委托或者公开竞标的方式,向社会公布一批急待开展研究的项目,由各个智库通过竞标来承担研究工作。

在美国富有人士或家族的资助下,智库实现了快速成长。截止2018 年,美国智库数量有1872家,兰德公司(Rand Corp)、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城市研究院(The Urban Institution)为影响力、资金捐赠额度在美国排名前四的智库。这四家智库募集的资金数以百万计(见图1)。

迄今为止,这四家智库获得外界的资金仍处于前列。例如2018年兰德公司募集到3.27亿美元,布鲁金斯学会募集到1.05亿美元的资金。除了美国社会向智库提供资助外,许多外国政府也向美国智库捐赠资金,如亚特兰大顾问委员会(Atlantic Council)、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东研究院(Middle East Institution)、斯廷森中心(stimson Center)等均获得了外国政府的大量资金从事相关研究。这些智库的研究报告对美国政府在国内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甚至直接左右美国政府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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