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中的媒体外交
媒体是公共外交的利器，是外交决策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在2019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从媒体与智库的关联性、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外交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地方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首先，李凌创新性地研究了《媒体智库生发的背景、原因与意义》，认为近年来由于国家号召、技术变革、业务变化、智媒融合等原因，媒体向智库转型。王莉丽也在《智库公共外交：概念、功能、机制与模式》中提出相似观点，并认为智库公共外交能塑造和影响舆论，而“智库+媒体”的融合发展，也将有助于开展公共外交，在国际舆论空间提升国家意识形态权力。
其次，随着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媒体公共外交也呈现出很多新变化。郑振锋、邓科在《公共外交价值视阈下中越跨国族群信息传播研究》中提出，新媒体公共外交在信息传播互动性、双向性的基础上实现对目标受众的“精确投放”，并获得更真实的信息反馈，从而使相关外交决策更科学和有针对性。陈婷也在《新公共外交的内涵、特征及对我国外宣媒体的启示》中表明我国外宣媒体也应借助新媒体的优势，重视与国际公众之间多样化、多渠道、立体化的互动与双向影响。但与此同时，新媒体环境为公共外交注入了更多舆论变量，加之如今外交活动主体的多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增加了外交互动结果的不可控性及政策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为此，任远喆等研究了《组织文化理论下的数字化与当代外交转型》，认为数字时代的公共外交虽呈现出透明化、扁平化、新伦理化的特点，但本质并没有根本转变，只有在传统和新兴、虚拟和现实、技术和理念之间实现平衡，才能真正掌握“21世纪治国方略”。
第三，地方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郑笑眉发表了《大外交格局下地方媒体公共外交能力建构》研究成果，探讨了主流媒体和地方媒体之间的关系，强调地方媒体不应局限于成为媒体“国家队”的观众和替补，而要承担“场上队友”的角色，成为立体化的外交行为者、国际事务的承担者，开展多主体、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共外交。
最后，王志军、陈祺炜创新性提出让中国建筑与环境构建当代外交的场所“媒体”，《建筑助力“公共外交”》探讨了如何通过增加建筑公共空间的开放性、结合地域化共性、表达中国文化等途径助力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中的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早期形态，其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在2019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主要从文化外交主体、形式、效果三方面探究公共外交中的文化外交。
在文化外交主体方面。刘海燕基于学者赵启正提出的“公共外交图示”，在《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路径研究》中呈现了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八条路径，包括孔子学院、少林寺海外分部等民间性传播； 出口贸易文化产品（如动漫、游戏）等基于经济意图的文化传播；目的国政府民众基于多种意图进行的主动性文化受容等。
在文化外交形式方面。首先，王姗姗开展《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和使命探究》专题，挖掘了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推广者的角色，其打造的大众人民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平台为世界各国高级知识分子、政界、商界、民众搭建了桥梁，使公共外交主体更广泛。其次，公共图书馆也成为了公共外交的有效载体，刘晔欣在《上海图书馆公共外交实践探析》一文中指明公共图书馆的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天然属性，倡导各地图书馆积极承担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回答本国问题、展现中国面貌的外交责任。第三，郭惠民挖掘了公共外交中音乐外交的潜力和模式，鼓励在全球化、多元文化时代，探索基于人类情感和集体记忆的音乐伦理所构架的全球沟通对话交流之路。最后，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也和公共外交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文化外交的一大有效途径。张丽通过《公共外交视角下体育赛事推动北京国际交往功能提升研究》，总结了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公共外交特征。张德胜、王创业、胡羽通过《习近平的体育外交风格研究》，表明习近平主席“亲民风、接地气”的“超级球迷”形象能起到拉近距离、产生好感的公关效果，让外国公众产生感情迁移，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与政策。另外，王超然从中国学生体育组织角度出发，指出体育研修培训、海外留学、体育冬夏令营等形式所承担的公共外交使命。
此外，学者们还研究了文化外交近年来出现的新形式，如汤平的《以传播中国文化之公共外交为导向的英语学习》、宿琴的《高校外语教学中公共外交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研究》、陈晨的《军事公共外交时代背景下的军队院校外训翻译刍议》、李飞的《论旅游外交：层次、属性和功能》、张国斌的《让礼治拥抱公共外交》等。
在文化公共外交的效果方面。叶龙在《文化外交：无处不在或者不存在》中构建了基于有效文化外交的具体因素、内部特征、与其他公共外交部分的联系等维度的分析框架，探讨文化公共外交有效性的问题。由于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中的关键部分，因而研究有效的文化外交将帮助我们对公共外交产生更深刻的认识，有助于探索公共外交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