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于1977年秋到外交部西欧司二处（法国处）工作。1979年12月，到中国驻法国使馆长驻。1984年初离任回国，又于1985年初到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工作，1989年回国后又到法国处上班。2003年离开中央外办，第二次到驻法使馆工作，至2011年离开，出任驻中非共和国大使。最后于2011年4月出任驻中非共和国大使，在非洲度过外交生涯的最后几年。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深深感受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把捍卫国家利益置于最崇高的地位，让五星红旗永远在心中飘扬。
我于1977年从西安外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后于2015年退休。在这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不论是到外交部上班，还是穿过长安街经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到中央外办上班，又或是24年的在我国驻外使馆常驻时， 五星红旗始终在我眼前或在我心中高高飘扬。我将此形容为“每天都是迎着初升的太阳，奔向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当我在电视和媒体上看到暴徒在香港撕扯五星红旗的镜头或报道时，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同时想起2008年在欧美各地同时发生的暴徒撕扯中国外交使团的中国国旗的情况，不禁从心底发出呼喊：“引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辉煌象征岂容玷污！国家的尊严岂容践踏！”
第一次出国的感受
我于1977年秋到外交部西欧司二处（法国处）上班。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新入部的大学生都来自外语院校，其他方面的工作则是从零开始。我用“如饥似渴”形容当时为适应工作和提升自己所做的努力。每天基本上都是晚上10点左右离开办公室，周末也不例外。我在处里的工作主要是办案，另按领导要求学习了速记。参加完领导会见后，整理谈话稿有时是一个通宵， 第二天在水龙头前洗把脸再接着上班。
1977年，中国改革实施开放政策前夜。欧洲面临市场饱和和经济停滞的“滞胀”局面，迫切希望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实际是希望打开中国市场出口产品。1978年1月，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访华，期间瞻仰毛主席遗容、登上长城、参观故宫，并在与邓小平同志的亲切会见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协定》。这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前与西方大国签署的第一个此类协定，还在谷牧副总理的陪同下参观辽阳中法大型石化项目。这一重大合作项目在我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过程中起到引领和开拓作用。我作为一名外交新兵，参与了接待巴尔访华的全过程，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以及西方国家对发展对华实质关系的迫切愿望。随行的法国外贸部长德尼奥是德斯坦总统的亲信，认为访华成果低于预期不好向总统交代，便用法文写了一张只有一句话“合同也是友谊”的《我的大字报》。由此可见，法国急于向中国出售产品的心情溢于言表。
当时的西欧司二处主管我国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五国，还有一个同志主管欧盟。有关国家的领导人来访，全处都会出动参与接待。我先后参与过法国总理、希腊总统、西班牙国王，以及法国前总理时任巴黎市长希拉克（后再次出任总理和总统）的接待工作。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多名部长和北京市长组成的经济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首站便是法国，受到了超规格接待。德斯坦总统和刚访华不久的巴尔总理分别与代表团会谈，要求“只谈经济和经贸”。德斯坦总统明确提出：“中方需要什么，法方可做什么？”谷牧欧洲经济考察之行对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作用不容低估，我就参与了谷牧代表团访法的准备工作。
1978年10月下旬，北京市交通考察组赴法，公安部负责交通的局长为团长，我被借调担任翻译。出国前在公安部借了服装，还领了三四百元制装费到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了“三接头”皮鞋和衬衣等。“说起来是笑话，想起来是历史”。
我们此行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到法国考察交通管理的，经使馆与巴黎有关方面联系后得到满意的答复，中方考察团一行10多个人受到了热情接待。到使馆汇报工作时，我第一次见到飘扬在异国土地上的五星红旗，倍感亲切， 回家的感觉油然而生。
从百废待兴的祖国到以繁华著称的法国，从数百万自行车洪流的北京街头到车水马龙的香榭丽舍大道，从许多商品仍在凭票供应的排除购物的商店到物品极为丰富的超市，心中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考察团在巴黎交通调度和监控中心观看高峰时段的交通状况，同时也看到了一辆处理事故的警车因自身故障反而造成交通拥堵的情形。我们对所闻所见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傍晚，我们站在立交桥上，看着两条首尾不见的车的长龙，迎面而来的是耀眼的黄色灯柱，背你而去的的是红色的尾灯，感慨良多。入夜，我躺在旅馆床上，车胎轧过石块街面上发出沉闷的隆隆声一直在耳边回响，入睡后都能感觉得到，脑海里自然浮现出“战略大转移”几个字。我从巴黎给爱人发回的明信片中简单写下“铁塔的高耸，香榭丽舍的繁华，超市的物品和人流，道路上车流如梭”等字句。
回国后，见到西欧司主管法国的副司长说起法国之行，我怯生生地用法语悄声说“巴黎比北京漂亮”，领导一听站了起来用中文回我“漂亮多了”！我心中踏实了——领导没有批评我“崇洋媚外”。
后来，巴黎交通管理部门应邀回访北京，我又被借去翻译。只记得由于我方听讲的有数十人之多，只能在公园内露天席地而坐。大家的提问声、笑声、鼓掌声在空场上回响。我们当时的情况与巴黎形成鲜明的对照。
40年之后的今天，巴黎还是当年的巴黎，不仅没有改变甚至还要更破败一些，特别是基础设施严重落后。8个多月的“黄背心”运动还在继续，香榭丽舍大道上的百多家商场被烧毁，面目全非。而今天的北京，全面现代化程度已把巴黎远远抛在身后。我出国后时常怀念国内的住房、交通、食物等的便利和丰裕，现在冲口而出的一句话当是“北京可比巴黎漂亮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