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建构形象的惯用手段
正如译者在后记中所言，先阅此书再读《错误知觉》，就能理解杰维斯撰写后者的初衷。《错误知觉》研究一国决策者如何解析外交信号和标志，所谓“预想的形象”就是决策者关于对方的一种知觉，当决策者的认知逻辑与对方的真实意思大相径庭时，错误知觉便产生了。决策者们都努力秉持审慎理性的态度以避免产生错误知觉，但如果信号和标志的发送国表达的意思是虚假的，那么通过回溯历史进行评判，“预想的形象”实际上是接收国被欺骗而产生的一种错误知觉。它与决策者的认知逻辑无关， 而取决于发送国控制信号和标志的技巧，这就涉及《形象逻辑》对欺骗的研究。
将谎言以信号的形式发出并不需要什么成本，若想让对方充分相信误导性信号，行为体撒谎的方式甚至可以无异于真实的表达。例如，2003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为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在联合国大会上出示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然而伊拉克战争结束至今仍未有发现。美国的信号发送显著影响了国际舆论，但不足以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因为其可信度毕竟有限，除非美国能够提供支撑其信号的标志。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在其自传《My Life，Our Times》中透露，英国之所以绕过安理会与美国合作攻打伊拉克，是因为被美国欺骗了（misled）。这种欺骗的实现，不仅得益于鲍威尔出示试管的举措，更缘于英国等国家对美国情报的信任。用布朗的话来说，英国情报机构告诉政府幕僚，美国人知道伊拉克化学武器的具体位置，所以英国政府才会对美国所谓的证据深信不疑。在伊拉克问题上，英国情报机构严重依赖于分析性假设（即认为伊拉克有能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是确凿的证据，使得美国有机会操纵标志——在联合国公开一些“证据”足以让英国情报机构的假设变为“现实”。普金眼中的“洗衣粉” 升级为“作为标志的声明”，而英国确信其成本，美国因此成功地建构了“预想的形象”。
由此可知，从信号与标志的关系上看，欺骗是虚张声势与操纵标志的统一，作为建构形象的惯用手段，它符合“高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行为特征。根据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一国的决策者既要像狮子外饰仁慈，又要像狐狸那样兵不厌诈，这使得国际政治充斥着尔虞我诈的史实。欺骗似乎已成为战术的代名词，军事家们习惯于通过建构虚假的形象达到出其不意或掣肘的效果。例如战国时期著名的“增兵减灶”，孙膑故意减少行军锅灶使庞涓确信对手羸弱得不堪一击，而庞涓急功近利最终自投罗网。在外交实践中，除了外交措辞以外，大到外交场合的选址和布置，小到外交官的仪表和精神状态，都可以用于欺骗。杰维斯因此在书中引用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说好话是为了掩饰坏行动。搞真诚外交的可能性就和世上会出现‘干的水’或‘铁木头’一样”。倘若信号和标志都只用于建构真实的形象，那么国家间博弈中就不会有欺骗，冲突将不再以安全困境或螺旋模式的形态出现，相对实力将是外交实践中唯一值得的考量因素，国际政治可能就只剩下硬碰硬的压制与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