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大家罗伯特•杰维斯将博士论文改写并于1970年出版后，其中译本《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终于在2017年面世。该书对国际关系中“发信号”与“搞欺骗”行为的关注尚未过时，甚至在强调国家话语的今日尤显重要。杰维斯对此类外交技巧的归纳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即从对信号和标志的使用出发分析外交实践的策略和意义。根据该书的相关理论并结合具体案例，本文尝试对外交实践中的形象博弈及其价值实现予以阐释和思考。
国际关系理论大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因其对威慑理论、系统理论和国际政治心理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闻名于世，《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1976）和《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1997）两书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泰斗地位。此前的1970年，由其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著作《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以下简称《形象逻辑》）就已在美国出版，而该书的中译本直到2017年才面世。虽然从英文第一版到徐进博士译本已跨域了近半个世纪，但书中的内容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今日仍不过时，甚至更富实用价值——国际格局告别了岌岌可危的冷战对峙，多边合作、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郁勃将话语竞争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国试图用灵活的外交技巧争取他国决策者和国际公众支持。建构国家认同的攻略不胜枚举，而本书则揭示了它们形象博弈的实质。
形象的博弈：信号与标志
中译本书名中的“信号与欺骗”，简明扼要地点破该书主旨，即作者研究的是行为体如何在国际关系中通过信号发送或欺骗达到目的。要读懂《形象逻辑》，首先必须知晓这三个关键概念：形象、信号和标志。
形象（ image， 秦亚青在《错误知觉》一书中将其译作“ 意象”） 是人们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一事物的整体印象，可以理解为我们对某物的整体认知和评价，区别于客观事实，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的知觉（perception）。比如，美国拥有的军事力量是客观事实，而“头号军事强国”就是一种世界公认的美国形象。形象在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因为国家决策者的知觉与行动密不可分，而且，“通过改变一国心目中的他国形象，一个事件能改变一国政策的程度远大于事件本身的价值和重要性”。譬如，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失利，中国的形象由东方弱国转变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一股顽强力量，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西方再次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并让他们更加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这无疑为中国在两极格局中营造了独特的发展环境。“一国的形象是决定该国能否以及如何达到目标的重要因素。”这使得形象成为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权利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语境下，行为体纷纷向他者投射“预想的形象”（desired image，即国家所希冀的形象）来实现利益。其中，作者将形象投射的行为分为两类——信号（signals）和标志（indices）。
“信号”不仅是我们所熟识的物理学概念，也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重点研究的范畴。《形象逻辑》吸收借鉴了加拿大学者欧文•戈尔曼的符号互动论以及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的博弈论等研究成果，与迈克尔•斯宾塞的市场信号理论存在相通之处。在杰维斯看来，信号是一种声明或行动，其含义“通过各行为体之间心照不宣的或明确的理解而建立起来”。例如，在人际交往中，某人吐露的字眼（如“天气真好”）是一种信号， 其内涵取决于共识性的语境（汉语）；在国际社会中，一国做出的声明（如朝鲜的放弃核试验宣言）就是一种信号，其含义缘于国际通行的核不扩散和地区安全机制。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诸如领袖讲话、多边磋商以及跨国媒体等外交实践向他国决策者、国际公众发送信号，这种信号为建构“预想的形象”服务，往往是合作或敌对关系开启、升级的前奏。纵使有的信号态度诚恳，但也不排除空头支票的可能。
标志是指“携带某种内在证据的声明或行动，以表明所投射的形象是正确的”。它与信号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内在证据”，这种证据使国家的行为更具可预测性，因此标志比信号更容易得到他者的信任，换言之，标志更可能被作为他国决策的考量因素、更有利于建构“预想的形象”。要想将信号上升为标志，就必须提高声明或行为的成本。例如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肯尼迪政府在发表了全球广播讲话后，实施海上封锁、宣布戒备状态并出动航母舰队， 在极短时间内向苏联塑造了极其强硬的美国形象。倘若肯尼迪的应对手段仅是缺乏威慑力的声明，而非高成本的军事部署行动，那么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和轰炸机的可能性近乎为零。杰维斯将外交实践中的标志抽象为七类：过于重要的行为（如两国全面战争）、未来行为的原因或相关性行为（如导致美国参战的偷袭珍珠港事件）、样本（如某种武器系统的研发）、个性（如谈判官的紧张情绪）、国内事件（如政治体制变化）、作为 标志的声明（如间谍刺探来的情报）以及能力标志（如销毁核武器）等。
在围绕“预想的形象”展开的外交实践中，一国不仅要及时地释放信号、表明态度，更要在适当的时机树立标志、坚定立场，换言之便是“言行一致”。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贸然行动或猜忌误会引发失控局面的风险，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但不足以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因此， 一些外交实践往往不以建构真实的国家形象作为目的，欺骗成为形象博弈中的惯用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