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与“复合型”的美国东亚外交
在越南战争逐步升级和日益“美国化”的背景下，美国内政外交深陷危机，1969年尼克松政府上台，着力在外交领域，提出一系列外交政策新构想，被世人统称为“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而尼克松主义主要围绕“东亚的地位问题”展开。正当美国思考、推动其全球战略、地区政策进行调整之际，东亚地区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20世纪50 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加剧，苏联在加强对盟国的控制过程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在这个过程中，中苏两国矛盾分歧逐渐增多，直至交恶，并在1969年珍宝岛出现兵戎相见的危机时刻。而中苏关系的恶化，正好给寻求同共产主义世界和平共处，尽可能减轻防务压力的尼克松政府以打开对华关系的时间窗口。
尼克松就任总统两星期后，就授意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中国问题的相关报告；一年后，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恢复，期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对中国进行访问。终于经过一系列沟通协商，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华计划终于成行，在其访问期间，中美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长达20多年的中美敌视对抗关系终于解冻。1978年，刚走出浩劫不久的中国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基于这种变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眼中，中国已不再是“十亿人手持原子弹”的危险国家，而开始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在东亚地区可以信赖的伙伴，美国“复合型”的东亚外交也得以确立，且作为基本的战略框架被其后的历届美国政府所沿用。
首先，“安全+经济”，美国东亚地区政策的双轨。二战结束以来，受制于美苏冷战格局影响，东亚地区秩序呈现两极对峙的基本特征。这使得美国的东亚外交长期以建立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主导地区安全事务为主要诉求，对东亚经济发展、经济区域合作关注较少。但其实在东亚经济领域，伴随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7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东盟新兴工业化国家跃进、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瞩目，东亚已成为美国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演讲中“日益高涨的太平洋潮水”。反观美国，“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到70年代初戛然而止，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不包括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滞胀时期”，这也是为什么里根总统在冷战尚未结束、美苏在东亚地区围绕包括海上战略通道等战略安全问题竞争仍旧激烈之时，一面提出重振美国国威，反思前两届政府的收缩政策，重新强化美军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另外一面又在经济领域酝酿“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构想，试图通过多边或双边的方式融入东亚经济，并防止该地区出现把美国排斥在外的经济组织。在美国的倡导下，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 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正式起步，并迅速成为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地区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接触+遏制”，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手。在冷战的格局基本确立的大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在东西方激烈对峙的年代，美国官员与学者常常认定美中关系从属于美苏关系，习惯透过“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来看待、研究中国。中国对苏联“一边倒”，美国将中国视为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 采取对华全面遏制战略；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又积极谋求与中国合作，将中国当作与苏抗衡的战略力量。改革开放拉开现代中国崛起的历史大幕，依托GDP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对华政策在美国整体东亚外交中地位不断上升。里根政府时期，中美“共同威胁”的双边战略驱动力尚存，美国依然一面强调“一个强大、安全和现代化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一面不时利用台湾问题，挑动中美两国的敏感神经。鉴于中国的复杂形象，日益增强的安全、经济共同利益与无法消除的意识形态分歧共存，美国发现无法仅通过单向的政策处理对华关系。因此这一“接触+遏制” 的中美关系格局在冷战后得以延续，表现为在经济社会层面，中美间日益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给两国都带来日益壮大的关系；而在人权、政治制度、台湾问题等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攻击一刻也没有停止。
应该看到，从1784年美国商船驶入广州黄浦港至今，美国东亚外交已走过2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一方面，虽然美国相较西方其他大国，对东亚给予了深刻且持久的关注，但其东亚政策制定最核心的考量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也是常容易被忽视的是，美国东亚外交的重大方向性调整背后都有中国因素的影响，也可以说，美国东亚外交的三次重大转向背后，浓缩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三大里程碑。
中国历史学家章百家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时下，随着中美两国的关系定位由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的关系，上升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特别是在东亚，近年来中国实质性的经济增长，东亚地区出现了所谓的不利于美国的权力消长与制度变化，而这才促使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整体上开始偏向消极，东亚外交现实主义色彩浓厚，需要我们从战略上加以应对。
丑则静：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