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与“遏制型”的美国东亚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美国综合国力的巅峰之势，“世界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美国开启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有雄心、最大规模的国际机制建设，战后反映美国利益与价值观念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确立。具体到东亚地区，与19世纪末，美国仅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初登东亚舞台不同，二战结束初期，任何对东亚局势的评估，都必须首先强调美国在该地区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军事与经济存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苏联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虽然在美国“遏制主义”之父乔治•凯南看来，德日作为东西方强大工业体系的中心，是遏制苏联社会主义力量的关键基石，但冷战格局确立后，美苏在东亚地区最初的博弈却是围绕中国问题展开，美国战后东亚政策取向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最终确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巩固新生政权、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援助的考虑，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方针，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中国甚至东亚地区的尘埃已然落定，美国政府也告别了先前在东亚问题上短暂的观望与等待，遏制苏联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地区扩张迅速成为美国东亚外交的核心目标。
美国“遏制型”东亚外交主要在军事领域进行展开。首先，积极介入具有军事战略价值的地区热点问题。美国著名军事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出任战后驻日占领军司令时曾指出，“朝鲜是通往大陆的桥梁，美国通过朝鲜就可以控制海参崴和新加坡之间的整个地区”。地缘战略价值如此重要的朝鲜，在二战结束后便被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区占领，期间半岛社会局势动荡、暗潮汹涌。杜鲁门总统曾指出，“如果听凭南朝鲜沦丧，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会越发狂妄地向更靠近我们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可以说， 美国无论是在战后初期积极援助南朝鲜，还是朝鲜内战爆发后决定以武力手段进行干涉，都是基于朝鲜的军事战略价值，力图阻止共产主义在朝鲜半岛的扩张。由于战后美国两任总统都在朝鲜问题上奉行强硬政策，使得战争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在这期间美国不断加大对战争对手中国的遏制力度与强度，加紧构筑针对东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弧形防线”。
其次，以美日同盟为起点构筑“对苏遏制、对华包围”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对华政策的失败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在东亚地区明显感觉到社会主义扩张的现实威胁。于是，以对日政策转向、同日本签订双边安全条约为起点，在1950年至1953年期间，美国相继与日本、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国家签订双边共同防御条约或军事援助协定。美国据此不断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条约国已成功被美国纳入遏制战略的轨道，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军事联盟体系已基本建立。随着美国在东亚军事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美苏冷战格局的不断强化，美国开始倾向将一切地区安全事务与遏制共产主义相挂钩。例如，在印度支那事务上，美国逐渐改变了先前的“不插手”政策，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西方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可能会对“自由世界”造成连锁反应，此后美国开始逐渐介入印支事务，并最终深陷越南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