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末，特朗普当选并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关系喧嚣不断。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台湾、南海等问题上频频对华发难的背后，都指向一个基本事实，即美国对华战略正出现重大转向，中美关系似朝着令人不安的方向演进。认识美国的对东亚外交，及其背后的中国因素需要实事求是。
传统东亚地区秩序的终结
1784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后不久，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便抵达了中国广州黄浦港，但15个月的航行时间还是使急于寻求经济独立的美国政府望而却步。直至1860年，航运技术的大幅改善，美国奔赴太平洋对岸的船只才开始逐渐增多。不过总体来说，19世纪的美国专注于，发展经济，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经济体；领土拓展，顺利跻身两洋国家行列；确立“门罗主义”，将维护西半球秩序视为美国的“道德责任”等三件大事，对于太平洋另一端的事务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其中既有地理阻隔、交通成本巨大等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亚洲地区经漫长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一个依托宗藩关系、朝贡贸易，并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对外来势力表现出天然的排斥。
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世界历史呈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东亚地区秩序内存在明显的错误认知与制度缺陷集中暴露，并导致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屈辱世纪”的开始，使得中国主导下的东亚地区秩序难以维系，中国在该地区的全面退出，给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 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东亚事务的时机与可能。
美国东亚外交的最初尝试主要基于两大基本利益诉求——获取商业利益与推广价值理念。在获取商业利益方面，1788年9月，英美《巴黎和约》正式签署，北美英属殖民地终于摆脱英国的桎梏，正式独立。刚刚赢得独立的美国在经济上困难重重，由于战争破坏，国库空虚，这一时期美国的内外债总和近9000万美元，同时还面临着来自英国、西班牙、法国等“旧欧洲”国家不同程度的封锁与打压。急于寻求经济独立、开辟新的贸易途径的美国将目光投向了朝贡秩序解体、西方列强群雄竞逐的东亚，而这也正应了美国国内“我们要派一些船到中国去，以鼓励其他人大胆寻求贸易的发展”的声音。在共和国独立的最初岁月里，贸易常常用来弥补美国和东亚之间令人生畏的地理和文化距离。东亚也逐渐成为美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地区，通过贸易手段所赢得的资金被迅速投入国内的农、工等生产事业当中。
在推广价值理念方面，受“例外论”与“使命论”等古老政治文化与传统的影响，美国人坚信，美国受上帝之托向世界承担着一种责任，应领导世界向往美国模式，将“美国理想”融入国家的外交政策，运用美国的价值观念思考国际与地区问题。而在此时的东亚，中国不再有能力维护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中华文化也不被尊为规范现实的唯一法则；朝贡国之间“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相处之道也早已被打破，东亚地区秩序礼崩乐坏，使美国有机会进行让“世界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的尝试。毫无疑问，美国并非无私地向东亚推广自由、民主理念，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中攫取了对夏威夷和菲律宾的控制权，在承认的基础上意图共享西方列强在东亚的政治、经济特权。稍显不同的是，美国对帝国主义外交并非全然接受，而是试图在部分修正的过程中向世界传递美国的国际秩序主张。例如，美国相继提出以“门户开放”取代势力范围争夺，以“金元外 交”形成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谋求更加稳定的政治关系等政策构想。
